点评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授 丛中

　　我们在防范打击少数人时，是否有理由和权力去让多数人承受防范过度带来的伤害，防范做到什么程度比较适当，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有些超市为了避免顾客偷东西进行安全检查，仅仅为了防范1‰的偷窃行为，而对所有顾客搜身，那么就是防范过度，从而侵犯了人权。

　　另外，几年前，由于屡屡发生出租车司机被害或被要挟劫车的恶性事件，出租车公司就规定，所有车必须装防护栏。现在我发现有些车不装了，就问司机，司机说他觉得防护栏妨碍了与乘客的交流，装多少年都没有一点事情发生，而且公司也不像前些年一样有硬性规定，索性不装了。

　　这就给我们以启发，有些安全措施或许10年前是必要，但随着法制健全，人们自律提高，就不再需要了。监视器也一样，一定也有逐步取代的过程。

　　精神病患者杀人，在全社会范围内时有发生，增添了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敌视，甚至有人建议把他们都封闭监管起来。还有单位到我这儿来要对他们单位所有员工都排查一下，看有没有潜在精神病患者。

　　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恐慌，精神病患者在不发病状态下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发生危害社会行为的几率就更小了。如果因为少数人的原因而敌视所有的患者，那就是不人道。政府应该有相应的措施，给精神病患者提供全程的服务，保障他们的安全就是保障全社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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