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胡瑞文：我觉得应该按成本比例收费。

　　熊丙奇：应该说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成本更高？

　　胡瑞文：应该说他的成本如果是3万4万的话，收30%的费用，就是9000到1.2万，高职如果是8000成本的话，就应该是2000到3000，现在反而反过来了。还有就是现在市场回报率高的专业，比如金融、新闻、外贸，这种专业去的岗位、去的行业是比较高的，比如通讯，这样的收费就比较高一点，鼓励有些学生去读回报率不太高的专业，比如考古、历史、纯数学、理论物理，这样就可以收费少一点，甚至不收费。

　　熊丙奇：为什么这个标准不能建立起来，为什么北大、清华的费用还那么低，高职还那么高？

　　胡瑞文：很简单，北大、清华政府给的补贴多，另外他要抢好的生源。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解决比较困难，但是寻求一个恰当的方法是可以的，比如可以容许不同专业差别收费，这个专业要根据它的供求，否则的话将来做技术理论的、做人文学科的都是一些差的考生，理论学科和技术学科我们都要发展的，比如地质报得很少，核辐射、核物理的报得也比较少，交大造船系也比较少，因为要下海，这样鼓励造船，你们交大的管理学院收费就应该比造船系高一倍。

　　熊丙奇：现在有的学校已经尝试在做了，比如说热门的专业，经济类、管理类、新闻类的专业，在学费上面再浮动30%。有人说，教育机会当成商品卖了，是这样吗？

　　胡瑞文：不是商品。在国外也是这样的，美国医学专业、法学专业很高，读教育学的学费最低。

　　熊丙奇：比如说一个学生拿了比较高的学费去读了新闻专业，四年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怎么办？

　　胡瑞文：这等于说是个人的一种选择，这是一定的个人投资行为，自己要去预估风险，有的可能找得到，有的可能找不到。现在是人才市场，就业有就业市场，这是市场波动的，不是由政府控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因此从政府来说、从学校来说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多一点的信息，提供充分的信息，让大家去判断。

　　熊丙奇：据我了解，现在高等学校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学校里面的一些浮躁风气，比如说论文指标、专利指标、经费指标，这种指标就导致了很多老师急功近利，可是，我们现在这种状况是由以前的改革带来的，因为以前觉得学校里面科研发展经费不多，所以学校里面推出了制度，鼓励更多的老师去做更多的课题做更多的研究，现在导致这样的结果，您觉得我们大学的改革究竟应该怎么进行？

　　胡瑞文：我觉得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都应该有，如果没有适当的指标去鼓励大家接更多的课题，能够提高效率，这对学校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有些东西市场是解决不了的，是需要政府或者用公共财政手段加以调节的。我刚刚说了，对纯理论学科、纯人文学科政府就应该补贴给钱，在评职称上不应该看他发表多少论文，他在这方面有的时候可能是三五年都不出成果，十年就有可能出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