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川：有时候，传统也会成为负担，南开大学是不是也面临着扬弃传统，吐故纳新的问题？

　　侯自新：是的，抗战前，南开大学最多也不过1000多名学生，100多位教员。在近20年中，南开大学作为国家的重点大学，作为首批进入211的学校得到了重点支持，我们自然应该肩负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也是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望。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继承我们的传统。南开大学现在是公立的，但因为它曾经有这么一段民办经历，所以一直有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把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要争取国家对我们的投入，但更重要的还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物质上，南开大学可能要比其他学校差一些，原因是我们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灾难，日本占领天津的时候，学校几乎被炸平了，只剩一座楼，那也不是日军不想炸，是那个炸弹没有爆炸。几年前，我们专门铸了一口校钟，原来的校钟被日军掳走了，重新铸钟就是让学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现在它已经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景点，开学、放假的时候我们都要鸣钟，很多市民也赶来看。再一次就是1976年的大地震……所以，实事求地讲，在物质上我们和其他学校相比要差一点。

　　李清川：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南开大学很不错，但毕竟是所小学校，特色也不够鲜明。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在您的计划里，南开大学应该办成什么样？

　　侯自新：我们有一种精神。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相比，我们还有差距，但这些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在考虑的是，南开大学能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从实际出发，我们不一定要做最大的，我们选择求精求强。

　　南开大学历史上就不是一所很大的学校，小的学校一样能做好，像法国巴黎高师，只有3200名学生，他们讲，normal的解释在拉丁文中就是示范的学校，所以说，小点的学校不是不可以办好。南开大学的规模是不大，但是结构要合理，即“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特色鲜明”，要办成这样一所高水平的大学，是我们第一步要实现的目标，我们主要从办学质量、办学效率、办学水平上下工夫。我们现在的人数是17000名，到2005年人数控制在20000名左右。本科生现在比较稳定了，研究生还希望有一定的发展，我们希望达到12000名本科生、8000名研究生的规模，3：2的比例比较合理。对研究生，我们要保留一部分，淘汰一部分，也要从其他学校吸收一部分，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生的质量。

　　结构上，我们要重点调整好学校的学科结构，南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我们发展了技术类的工科专业，比如电子、信息、环境工程、光学工程、生物工程等，这种技术类的工科和理科的结合，传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是有好处的。文科方面，我们的经济系原来就比较强，我们要加强应用类发展，比如经济管理、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另外我们还在建设医学系，当然这个工作很艰苦。现在除了军事学之外，文、经、管、理、工、农、医、教育等门类我们都很齐全，我们的学科结构也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基础学科的发展，现在则更注重应用学科的发展，当然这不是要建立在牺牲基础学科的发展之上的，而是一个滚动发展。

　　在特色上我们的考虑也很多，没有特色的学校就没有自己的风格，是不可能成为一流的。过去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高度的统一，全国高校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管理模式造成了我们的千校一面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南开大学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天津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要选择有传统优势的化学，这个领域我们在国内一直是最强的，它和生命科学结合形成化学生物学，为此我们从哈佛大学请了一位教授，他从事的就是生物化学。另一方面要和材料结合，这既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又适应天津发展的需要，天津市的发展导向是很强的，研究成果首先要在天津市转化为生产力，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使我们的土壤更肥沃。现在南开大学把数学作为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重点学科来建设，中央对此也非常关心，国家决定投资3亿元建设数学研究中心，建成之后将成为国内也是国际上条件最完善、最齐备的数学研究中心，我们想把中心办成世界数学研究和交流的中心，为此，南开大学也汇聚了一批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我们的经济系是中国人民大学之外学科最齐全的，我们还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把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南开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要是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我们还有APEC研究中心，这实际上是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我们还要对前瞻性、全局性的问题开展讨论、研究，比如物流学的研究，目前天津市已经把发展现代物流作为天津市十五计划中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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