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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先生专访:过客匆匆

http://y.sina.com.cn 2005年02月06日 11:47 新浪校园

  我对天津的好感多半来自那里“张大民”式的平民气息。算起来,去天津也有五六次之多,却没有一次是计划中的:在北京办事有空闲时,便会惦记着去天津顺一趟,逛逛劝业场、南市街、解放桥,当然,还有八里台南开园的老友们。

  在采访侯自新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很少谈及自己,一直在讲南开园里的新闻旧事,讲年逾九十的老校友陈省身,讲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样的讲述出现在慵懒的午后,很容易导出错觉——仿佛一束追光打在空旷舞台的一角,人到中年的侯自新就在光晕中央,那舒缓、淡定的声音荡漾开去,瞬间将听者包围。

  南开园算不上古朴,侯自新说,那是劫难造成的。侵华日军占领天津时,南开大学几乎被炸平了。只留下一座楼,因为投到那里的炸弹是哑弹。也就在那次,铸于建校之初的一口校钟被日军掳走。几年前,重铸的校钟又回到南开园,每逢开学和放假,悠远的钟鸣会引来不少市民汇聚。“重新铸钟就是让学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侯自新说。

  不能不提到周恩来先生,他是南开人的骄傲,曾写下过“我是爱南开的。”1919年的那个秋天,从日本回国的周恩来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尽管不到一年后便转赴法国勤工俭学,但他注册的62号学号被长久地留存下来。在周恩来先生身前身后,南开园走出大师无数,科学家陈省身、吴大猷,著名戏剧大师曹禺……尽管如此,曾经民办的经历使南开人更具备忧患意识和自力更生的能力,直到今天也未改变。

  谈到南开大学的发展,侯自新说,“不要丧失信心,不要失去目标,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总是匆匆过客,要把我们的事情做好,为后人铺开一条道……到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很安心。”

  这句话,我常常想起。

  李清川:在读南开的校史时,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南开是私立学校,规模也一直不大,南开似乎也寻找到了小规模发展的路径。但今天中国的高校,似乎都在忙着扩招、合并、跑步追赶世界一流大学,在这样的潮流里,南开大学是怎样一个姿态?

  侯自新:现在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着一次非常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第一次冲击,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已经对教育提出了一个要求,现在,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新要求。

  首先,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速度,由于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激增,1999年国家下决心扩大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9%到现在的13.2%,这是很大的变化。其次就是建设一流大学,按照中央的指示有两个重要工程,211工程和建设高水平一流大学计划。这两个工程的实施都是要培育一批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院校,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仅在覆盖面上达到一定规模,而且在质量上有所突破,与我们的国家地位相适应。这两大举措应该说是空前的,这是靠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来实现的,早了不可能达到,晚了就要误事。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央的决策都是非常重要的,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也是空前的。一个方面,国家下这么大的决心,拿出这么多的钱来,我们多年梦寐以求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的机会来了,但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我们来说,如何抓住机遇,真正缩小差距是最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这种学校,主要任务还不是扩招,而是要把我们的水平提高上去,这当中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寻求自己的定位,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目标。

  李清川:历史上,南开是一个很有传统的学校。

  侯自新:你说的很对,南开大学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建校的,它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很不同,北京大学当时是清政府办的,也就是说是国立的,清华大学主要是靠洋人办的,而南开大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是所私立大学。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先生是近代很有名的教育家,1904年,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先办了中学,当时是把一个私塾办成学校,开始了西式教育的实践,15年后他决定办大学,到日本进行了考察,最终创办南开大学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筹款来解决生计和发展问题的,这个传统对南开影响深远。

  李清川:除此之外,张伯苓先生为南开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侯自新:张伯苓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一生中两次到国外留学,回来后的办教育的想法差别很大。第一次,他的想法是把国外的办学理念、办学经验用在我们的教育实践重中,基本是按着西方的模式在办,但一段时间后,出去又回来,他的想法变了,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化”,就是说你办学是在中国办,是在天津办,你的教学就必须和中国和天津相结合。当时我们学校有两个系是最好的,一个是经济系,因为天津是北方最主要的工商业城市,北京当时是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而天津是铁路、公路、海运交通汇集的中心。在30年代,南开大学的“物价指数”是非常权威的,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当时还没有国家统计,直到现在研究经济史必须要研究南开大学的“物价指数”。此外,天津是沿海的工业城市,化学化工工业非常发达,盐场是中国人发明的,南开大学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在30年代就有了这样的两个研究所,一个是经济研究所,一个是化工研究所,这说明当时的办学和中国的实际非常契合。当时的南开大学又是抗日救国思想的发源地,所以后来日军在占领天津后把南开园炸毁了,因为南开大学是日本人所痛恨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是非常光荣的,我们的老校长是很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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