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吴启迪经历了一次抉择，那次的抢救惊心动魄，她的心脏8次停跳。(摄影：李清川)

　　新的千年，对于吴启迪而言，是一次考验。

　　146天里，她的心脏8次停跳，4次接受手术，多次收到病危通知书。最危机时，她的期待几乎系于一发间……

　　此时，让我们一同回溯1999年岁尾的特殊气氛——无影灯，呼吸机，穿梭的脚步，焦虑的人群……，还有弥漫在病房中的不和谐乐曲，那是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于无声处，往往有最强音，那一定是内心的对话。

　　吴启迪告诉我，在最危险时，她依然相信自己会好起来，因为她总能想到Jack最后一刻对Rose说的话，“你要好好活下去。”心中藏有爱人嘱托的Rose一生都活得很好。

　　病榻中，吴启迪还想到了很多，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交代”的任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病愈后的生活——看些闲书，超脱对事。

　　但真正做到，仍不容易。

　　吴启迪能做到的是，多花点时间和年轻人在一起，从“孩子们”的身上，她能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所以，30多年前曾是学校文工团钢琴队队员的她，做校长后还会出现在舞台上，为学生的合唱伴奏。

　　2003年，吴启迪离开她工作了17年的同济大学，赴教育部任职。在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致新生的信中，她写到“……向您提出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您就要思考，百年校庆之时‘我将成为怎样一个同济人’。”

　　算起来，那正是这群读信的年轻人毕业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离开学校，开始人生另一次更漫长的学习。

　　记者：您是中国第一位民主推选的女校长。

　　吴启迪：这已经是历史了，现在校长的产生方式差不多都是这样。

　　记者：在上海高校的格局中，提到工科学校大家会先想到交通大学，说起综合性大学会想到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吴启迪：同济大学是上海历史最长的学校之一，前身是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所以，我们现在与德国的联系也有紧密，这有助于向德国这样教育制度完善、大学历史悠久的国家学习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同济大学的存在很有意义。

　　我们的大学制度还比较年轻，只有一百多年，而欧美的一些学校很多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探索。上海是一座特大型城市，三十几所大学还是不够，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些社区大学，他们有各自的特点，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有点合作，又有点竞争，这样的发展很合理也很健康。

　　记者：但毕竟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同济大学往往被排在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之后。

　　吴启迪：按照综合排名，我们往往被排到第三位，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要太在意排名这样的事情，毕竟每所大学的情况不同，有些学校排名不在前面，但是有特别好的专业。国内的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有些是自己做选择，有些是家长帮助选择，如果你要读建筑学，我建议选择同济大学来读。但有些家长和学生不是特别了解，就会说，我的分数已经上了500分，与其到同济大学来读建筑学，还不如到交大。我觉得，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同济大学的一些专业和学科是很“顶尖”的，作为综合性大学，复旦大学的经费比我们多，但一些专业和学科上的科研经费就比我们少了。

　　记者：这其中存在一个难题，高中毕业生大多17岁或18岁，都还不算很了解自己，但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也就是选择了大学和专业，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的父母有人生经验，但未必是教育专家。

　　吴启迪：是的，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发展，人们会越来越重视专业排名。你知道，美国的大学的排名有多种标准，有综合类排名、工科学校排名，机械专业排名等等。现在，国内的家长也学会了看各种各样的排名。

　　记者：这样又多了一个问题，应该拿谁的排名来做参照？最近网大的排名引发了很多讨论，您如何看待高校排名的意义？

　　吴启迪：民间机构的排名很正常，应该让它们去排，排出来的结果对我们也有参考价值，但任何排名都有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不必要去过分计较。很多排名对我们来讲，没有实际意义，但学生和家长有一定的盲目性，排名就有了误导作用，很多事情就被这样的排名搞坏了，但我们也无能为力。但“人均占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计算方式，我举一个特殊的例子，一所大学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要平均到10000人中吗？我们在学校合并的过程中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这个统计数字的基数可能也包括了学校内的医生、护士和职员。

　　记者：您提到了高校合并，同济大学也做了，这是近几年教育界内很热门的话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也要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都想发展成综合性大学的模式有没有不妥之处？

　　吴启迪：现在有一些学校合并的方向绝对是正确的，但我也觉得现在合并的工作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确实够了，不要一窝蜂地上。我们的大学都是国家的，有些问题考虑很少，美国的大学要考虑的是“什么是最有效的”。同济大学合并了一所医科学校，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情结，老校长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哪怕我们合并这所学校可能是吃亏的，我们也要做。清华大学是从零开始，创办医学院，它各方面的条件都足够好，如果是一所很差的学校就很难做这件事。至于全国的合并热潮，其实早就可以停止了，但还是有很多学校在合并。

　　记者：现在同济大学本科生的数量有多少？

　　吴启迪：现在有两万多名，我觉得这两年不应该控制，因为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到了读大学的年纪，一下子控制老百姓没有办法，过了这个生育高峰再说。

　　记者：您刚从事高校管理时的一些想法，到现在变化大吗？

　　吴启迪：我从1995年开始担任同济大学的校长，之前作了两年副校长，两年校长助理，这期间，我们国家的政策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与初衷会有不同。我现在认识到，一所大学办好后，没有校长也是可以的，它已经具备了一种永恒的东西。其实，每个人所投入的，哪怕时间再长一些，也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一所好学校就像一条历史的河流，你必须要认识到自己不能创造突变，只能尽力去改变它，去完善它。

　　记者：而完善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过程，绝对的完善是不存在的。

　　吴启迪：对，对于一所大学的校长，不要去想象，在你做校长的时间里，学校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跨越，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跨越都是比较危险的。

　　记者：在工作之外，您会做什么？

　　吴启迪：我很愿意和学生在一起，我做学生时是校文工团钢琴队的队员，也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同济大学的一些文艺演出中，我还会为学生的合唱伴奏。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应该去看点闲书，超脱一些看待一些事情。

　　记者：您真的超脱了吗？

　　吴启迪：是这样说，但能做到很难的。

　　记者：您读大学是1965年，就是赶上了文革前的“末班车”。

　　吴启迪：文革前，我在上海位育中学上学，按学制应该1966年高中毕业，但我们学校是五年制试点中学，所以，我1965年就中学毕业，参加了高考，算是搭上了“末班车”吧。

　　记者：但很快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了，清华大学受到的影响也很大，这对您的学业和生活是不是也有影响？

　　吴启迪：正规的大学学习，只进行了九个月，文革就开始了，那个时代的人都受到了影响。在那之前，我是很憧憬大学生活的，我入校时，我的姐姐已经毕业留校了，我的系主任在开座谈会的时候特地讲到我姐姐，说她是成绩很好的学生，但日常生活能力不强，鼓励我要全面发展。

　　记者：我知道，您的先生是当时的同学？

　　吴启迪：是的，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他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出身都不好。我们比较有共同语言，一起读书，一起打球，我想，是相似的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记者：毕业后，你到了云南的工厂做工人，这个阶段的收获是什么？

　　吴启迪：1970年我们毕业，一起分配到昆明云南省电讯器材厂当工人。就是那段时间，让我们开始了解我们身边的工人师傅，了解他们的追求，的确宽阔了我们的心胸。

　　记者：有遗憾吗？

　　吴启迪：书没有读完，我们都觉得有欠缺。

　　记者：我看过写您的一篇文章，说你在这个时候给一位教授写封信，表达了读书的愿望？

　　吴启迪：我给清华大学的常同教授写过一封信，说自己很想读书，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他回了一封长信，言辞恳切地信勉励我们，还给我们寄来了很多书。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边工作边读书，文革一结束，我们报考研究生，又回到了清华大学，那时我在电子工业部标准化研究所工作。

　　记者：两次您都选择了清华大学，是因为浓重的清华情结？

　　吴启迪：我两次进清华，母校培育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我都能感觉到母校给予我的力量。我的中学同学们的印象中，我是功课比较出色的女生，但不关心政治，他们对我后来出任同济大学校长深感意外。其实就是在清华大学，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倡导在实干中增长才干，对我帮助很大。

　　记者：清华大学对学生的期望，您都做到了吗？

　　吴启迪：我还在努力，蒋南翔校长要我们“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现在看来，要真正做到也很不易的，尽管我也喜欢体育活动，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记者：后来您在苏黎士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据说是自动化研究所的第一位女博士，这一切顺利吗？

　　吴启迪：我在清华大学拿到精密仪器系自动控制专业的硕士学位后，就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瑞士苏黎士理工学院，这所学校是爱因斯坦的母校，我很想留下来深造，但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我的大学和研究生是在不完全正规的环境中完成的，而且我从来没有学过德语。所以，我在瑞士的第一年就是在学习，很拼命地学习，学德文，也要完成相应的研究，后来我的老师很感动，收下了我。

　　记者：当时您先生也在瑞士，你们就没有想过留在那里？

　　吴启迪：他是比我先到瑞士的，考取的是瑞士联邦奖学金去读研究生。那里确实有很不错的研究环境，生活条件也比国内舒适，待遇也比国内高，但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出国前就没想过要留下来。

　　记者：在您说到蒋南翔校长要求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时，我一直在想您的一次经历，瑞金医院的张圣道教授说，您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医学史上的生命奇迹。

　　吴启迪：之前我去医院时，还在想，有机会休息一下了。病情突然加重时，我已经没有记忆了，抢救的事情是我在几天后醒来时才知道的，别人告诉我，我的心脏8次停跳，病危通知书也已经签收过几次了。

　　记者：有一次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你很平静。

　　吴启迪：就是在很危险的时候，我也相信我会好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反复听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主题曲，我总在想最后一刻杰克对罗丝的嘱托，“要好好活下去。”

　　记者：罗丝后来生活得很好，您也会很好，但我不知道您的想法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吴启迪：有一些改变，我觉得，生命很顽强，也很脆弱。每一个人都应当珍惜时间，也应当更宽容地去看存在的很多现象。

　　记者：有你在病床上的时候有没有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觉得有遗憾吗？

　　吴启迪：我想我不会遗憾，我回顾的最大发现是，我已经尽了努力。

　　吴启迪:

　　1947年生于浙江。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1981年获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获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自动化专业博士学位。

　　1986年起在同济大学工作，先后担任电气工程系自动控制教研室主任、电气工程系副主任、现代制造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信息中心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务，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兼任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微电脑应用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职。现任教育部副部长，1998年获“中国十大女杰”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