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川：其实，您的身体力行对孩子的影响更大，是潜移默化的。

　　陈乃芳：每位家长都望子成龙，但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能力。在学习上，我会指导他们，会和他们一起商量。我出国的时候，我儿子正读高中二年级，我问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想学外语，如果想的话就考到北外来，他说不想，但一定会把外语学好，掌握很好的工具。他对数学很感兴趣，希望去搞研究，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的应用数学系。

　　李清川：我觉得，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都是很成功的，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用在您孩子身上。

　　陈乃芳：我曾经给一家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内容就是如何培养孩子，我讲的就是我儿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很细心的特点，他善于发现，能找出自然界其他生物的一些很小的特点，我就鼓励他，这在无形中给了他自己摸索，自己学习的动力。

　　李清川：您中学读的是俄语，后来怎么改读英语专业呢？

　　陈乃芳：我是北外留苏预备班的学生，1960年，根据外交形势的需要，国家从全国选拔一批高中生到北外留苏预备班学习，计划先学习一年再派到苏联继续学习其他专业，我就是那个时候到的北外。但是没出三个月，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我们留苏预备班就都去不成苏联了，当时北外归属外交部领导，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他对北外特别关照，我们360个孩子就留在了北外学习，我被分到了英语系。

　　李清川：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

　　陈乃芳：那时我很用功，英语完全是从基础开始学，一开始的确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很幸运，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到现在我都很感谢他们。我们是五年制，在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已经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剩下的学业了。

　　李清川：如果给自己做一个评价，您会选择“聪慧”，还是“勤奋”？

　　陈乃芳：我算不上聪慧，勤奋是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很善于学习。不仅在学业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比较敏锐，能从每个人身上看到智慧，然后来提高自己，所以我和同事、学生的关系很好。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不是完全由学识决定的，这和他如何与人、与社会相处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自己始终能保持着一种很平和，也很平衡的心态，虽然我也追求成功，但我不会刻意地追求名利，有一些人刻意追求名利，反而得不到。很多时候，人与社会是存在距离的，需要你一步一步努力去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李清川：这就不得不谈到大学所担负的功能。您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要完成怎样的任务？

　　陈乃芳：我们的大学不仅是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怎样做人，这一条非常重要。我觉得，自己只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每个人也确实都有自己的优点。做人是这样，你越谦虚，越不刻意追求名利，就越可能成功。很多时候，不能只考虑钱的多少，而要考虑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多大。同时，要善于发现人才，在看到有人比自己好的时候，要高兴而不要嫉妒。我非常敬重学校里的老教授，也很愿意鼓励年轻人，只有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每个人才可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让学校有进步。

　　李清川：那您怎样对待工作中不同的声音？

　　陈乃芳：我的工作不可能没有不同声音，不同的意见我也愿意听，分析后，我会把90%的人的想法作为参照的系数。我觉得大家都有才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我自己要慢慢退出，让年轻人施展他们的才华。我心态很平衡，尽管工作很累，同样吃得下睡得香。

　　李清川：在您眼里，怎样才能算是好的学校？怎样做才是好的校长？

　　陈乃芳：我一直认为，要办好一所学校有三点很重要：第一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第二要有优秀的学生来源；第三要有高效的学校管理。北外最起码具备了前两点，我们有非常好的师资队伍，我很为他们骄傲，我们的学生都非常用功，积极学习，又会独立思考。在课后，会有很多学生主动和我讨论问题，我甚至会和他们握手，要他们指出我教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大家一起讨论，他们就觉得这位老师很平等，这样他们就很愿意说，愿意参与讨论，会讲出他们的愿望。

　　李清川：这些愿望您会采纳多少？

　　陈乃芳：他们提出的希望，我也会加入自己的考虑，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对的我就采纳，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我就改进，如果他们想法不对，我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程设置。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我们更要给予鼓励和帮助，当然如果他们违规，我会很严厉，但总的来说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学生们取得了成绩，无论是专业上的，还是社会活动中的，我知道了，一定会在课前祝贺他们。快到假期了，我会嘱咐他们说，“要好好休息，同时要积极参加一些活动，但要注意安全，如果回家替我向你们的爸爸妈妈问好。”他们觉得我和他们没有距离。我认为，校长是更是大众化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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