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东平

　　最近几年，中国大学一个持续的热点是百年校庆。以1995年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1996年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和1998年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为发端，这一庆典至今仍未停息。围绕这一“激荡的百年史”，大学的理想、大学的使命和责任这样沉甸甸的话题也成为社会和舆论普遍关注的热点。2002年夏天，众多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汇集北京，围绕这一主题开设的大学校长论坛，成为这本书的缘起。

　　世纪之交，中国的大学面临与一个世纪前庶几相似的发展境遇，肩负除旧布新、继往开来的重大使命。当下中国大学改革的二维坐标，在横的方向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极大地满足民族的学习需求；在纵的方向，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样一场整体性的演进中，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被提到改革和创新的议事日程详加考量；但也有明显的缺失——对大学校长这样一个关系大学命运的特殊群体，我们似乎缺乏特别的思考。这正是本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探求的。

　　一旦接触“大学校长”的词语，众多的身影交映生辉，是一组民族文化精英的群像。中国早期大学的校长，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在蔡元培治下，北京大学昭示了“大学之大”的内涵，成为中国大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辉煌起点。至今仍在流传的关于“大学之道”、“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显露的是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的梅贻琦的风采。还有张伯苓，他说“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需要认识的是，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大学逐渐完成了由旧入新的转换，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等不同类型大学的实践，旧学或留学生出身等不同背景的大学校长的追求，都拓展、延伸着中国现代大学之路。每一所大学都与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唐文治与交通大学，竺可祯与浙江大学，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王星拱、周鲠生与武汉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与复旦大学，邹鲁、许崇清与中山大学、萨本栋与厦门大学，熊庆来与云南大学，罗家伦、吴有训与中央大学，胡庶华与湖南大学，郑洪年、何炳松与暨南大学，陈时与中华大学，陈垣与辅仁大学，钟荣光与岭南大学，刘湛恩与沪江大学，陆志韦与燕京大学，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大学校长的“谱系”是一个饶有兴致的话题。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学校长主要由两个不同群体构成，一是前辈教育家和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等等。另外一批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和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复旦大学校长杨西光、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康白、李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安波、马可，以及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还有一些是政工干部，如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等。无论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在当时极左路线的逆境之中，他们大都体现了自身的良知，努力依靠和保护知识分子，尽量减少“左”的干扰，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竭尽心力，并在文革期间倍受迫害。他们在师生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在大学校园留下许多佳话，成为特殊年代一段沉重而温馨的传奇。

　　1978年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大师办学”的传统得以接续，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谢希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大连工学院院长钱令希等等。然而，时移代易，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至今仍活跃在这一岗位上的前辈大师，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可谓硕果仅存。值得认识的是在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他们为改变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勇敢和富有成效的探索，做出难能可贵的贡献。从党政干部办学到教育家办学，是一种实质性的历史进步。

　　世纪之交，校长的接力棒传到了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新一代大学校长的胸襟、抱负、视野和理念，决定着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对新一代的大学校长群体，也许我们尚缺乏整体性的把握，本书的采访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他们大多出生于40年代，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大学毕业，80年代后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并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他们基本是学理工科的，以江浙一带的南方人为主。此外，他们大多具有长期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这或许是他们与西方大学校长和前辈学者最不同之处。这赋予了他们一种共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无华、踏实务实的品质和气质。就治校而言，他们关注的是赶超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创造型人才等等。他们的不同个性，或深沉或挥洒，或智慧或诙谐，皆跃然纸上。

　　对新一代的大学校长，也许人们的期待比评价更多。这不仅因为他们更为年轻(最年轻的山东大学校长展涛为37岁)，而且因为他们正在经遇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现行的大学教育不仅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技术、视听文化、大众文化等的强烈挑战，处于一个文化范式更新转变的时代；也面临市场经济、人口激增、资源危机、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压力和冲撞。高等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急于赶超的高远目标，以及人们对当下教育的种种批评和抱怨，转化为对大学校长“超人”般的高标准：既要是学问家、教育家，又要是政治家，还要是公关专家和理财专家。这一理想恐怕是大大高于西方大学或以往中国大学对校长的要求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表现在校长群体上的外在特征之一，是其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不久前，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与耶鲁大学校长助理莱温对谈时就说到：“目前中国的大学校长、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因为他们大多出自一些大型企业。而欧美大学的校长多是学文科的，象经济、法律、哲学等等。我希望有一天，北大的校长也是学文科的。” 我想，这一落差同时也表现为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也还没有被提到必要的议事日程；《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没有落实。

　　因而，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部正在书写和有待创造的历史，当然，这种书写和创造的主体，绝不仅仅是大学校长。(本文为李清川所著《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