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怿

　　与前辈不同，世纪之交的大学校长具有新的历史使命。如果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第一批大学校长，创建一种叫大学的旨在为民族自强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机构，而在大学发展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的话，世纪之交的大学校长们则需要考虑是在保留大学历史根脉、并让其继续发扬光大的同时，如何开拓创新，将在国人心目中具有相当地位的高等学府带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是一种集聚着多少人理想，更是一种必须从现在开始积极践行的目标。

　　当下的大学校长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这是一个众人关心的命题。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首先呈现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大学校长。新的群体出生在旧中国，求学于充满理想色彩的20世纪50、60年代，经过社会的历练和打磨，在改革开放以后先后由术业专攻的专家转换成为大学领导的角色。在他们与本书的作者言谈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他们身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无华、踏实务实的品质和气质。

　　尽管个人个性、经历以及学术视野迥异，以至于治校的理念也各不相同，然而《大学校长访谈录》所呈现的校长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在于，他们并不止于守摊、并停留在维持现状，而是共同关注赶超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创造型人才这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将思考的结果渗透在平常的治校之中。

　　不敢说，作者与各位校长之间平实的话语中已经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但《访谈录》呈示了中国知名大学校长对这一问题的集体感言，其背后涌动的是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对于治校理念。

　　不敢说他们关于大学的思考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决策，已经使其在达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途中已经获取成功，事实上，《访谈录》中多位校长都表达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这与其说是大学校长们的谦逊，还不如说是他们对于此的谨慎。但是笔者以为，寻找到自己的目标，并朝这个方向坚实地迈出最初的几步路，而不是偏向，这是大学的庆幸，是社会的庆幸。

　　合上《访谈录》，我还想回到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这一句“大学者，大师是谓也”的名句。这对那些只关注于将更多的资源投诸建设大学的楼堂馆所、扩大校园面积的校长而言，依旧有其现实的意义；但假使超越这一层面，在当今时代，笔者以为大师的内涵可不可以进一层，而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大师。

　　当下，我们遭遇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大学教育不仅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技术、视听文化、大众文化等的强烈挑战，处于一个文化范式更新转变的时代；也面临市场经济、人口激增、资源危机、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压力和冲击。面对如此复杂的大学，仅有学术大师似乎是不够的，更还需有管理大师，需要既深谙作为专业组织的大学发展规律，又熟练掌握管理规律的杰出人才。在他们治校理念的指引下，整合和协调各种资源，让大学成为新知、新解的源泉，让大学成为批判与监督社会的力量，成为社会的中心。

　　克拉克-科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曾经引用了阿文-内文斯的那句话所言，对于一个大学来说，“求得发展最大的压力不在于是否能找到教师，而在于是否能找到管理专家”(科尔，1993)。不妨这样理解，大学的学术大师已经难得，在面对比组织管理复杂得多的大学管理，大学出现管理大师则更加困难。过去，人们比较注重对于企业组织、军事组织、政府机构的领导管理问题，对于大学的领导问题则关注较少。这与大学本身的组织特性有关，因之，大学的领导问题相较于其他组织而言更加复杂。而今天，探讨大学领导问题之于一个志向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而言，显得特别迫切。

　　与此同时，大学校长们似乎还应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以先进的标准来衡量自身，以此寻找差距固然是需要的，但我们不能成为国外一流大学在中国的翻版。英国、德国、美国甚至日本著名学府所蕴藏的优秀的东西，我们固然需要汲取；但我们不能因之让中国的大学随意贴上中国的牛津、剑桥或者中国的哈佛、斯坦福的标签。回顾百年曲曲折折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不能简单得出我们大学一直在谋求国外大学的中国化，但总能让人隐约地感觉到在各种模式中翻转。笔者以为，必定是有自己的话语的，必定是能够给予别人很多思考、可以学习之处，没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是很难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校长们似乎不应仅仅停留在汲取的层面，这是实现其让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访谈录》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考这一问题的窗口，窗口外面是很多很多，留待我们思考的空间也相当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