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友文

　　中国文联出版社年底推出的《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让我想起了一“东”一“西”两件事，都从高等教育或高等学府始，又都延展到社会发展，历史演进。

　　其一是关乎东方的北京大学。五四时，那里喊出了“中国的事情，就是北大的事情”，其实，在德先生与赛先生大旗下长大的一代人，还爆发过“不自由，毋宁死”，“驱除鞑虏，还我河山”等颇多豪言壮语。但今天看来，“中国的事情，就是北大的事情”在列强环伺、亡国在即的时刻出现，所蕴涵的为国家、理想洞穿骸骨的激情与肆意，极为可贵。

　　另一件是关乎西方的德国高等教育革命。在大学的发展历史上，洪堡建立柏林大学的历史最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制度改革的有效性和深远意义。德国大学的历史原本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二百多年，而在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在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等方面均落后与英、法等国，大学也是如此。与当时英法等国人才荟萃，德国确因人才缺乏而受到嘲笑。洪堡于一八一〇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起一所与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这两条原则看来十分简便：第一，学术和教学自由；第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但是，它却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大学在其十九世纪后半纪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的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过程。至于因德国大学所带来的德国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成就，则是无须赘言而为学界所共知的。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重建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是一个学界始终关注的重大命题。在这个命题面前，既需要前瞻，也需要重温——前瞻世界名校的大学之道，重温中国大学历经的谱系，以接续失传久已的五四时期的教育思想和文化精神。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的推出为思考和讨论提供了机缘。

　　如果说本书的对话展示了大学校长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和办学方针的话，李清川先生的叙述则更突出了他们的不同性情和成长轨迹，这或许正是作者别具匠心之处。当然，这个人群雷同的经历和相似的办学思想对采访者是个很大的挑战。至少从目前的成文看，作者很好地掌握了节奏，在访谈中显示了从容、智慧和技巧。并且把自己对大学教育的思考融入其中，使得一些对话耐人寻味，堪称典范，也使此书不仅可以当作介绍大学校长的人物专辑，也可作为当代教育改革的参考资料。

　　在我的印象中，以前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科研专家和教育家，让学子们当作偶像(不是当代意义下的大众偶像)的大师，风仪不同一般。慢慢的，到了世纪之交，大学面临新的改革，而校长也换了新面孔。他们或许性格各异，专业各不相同，但大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多出生于40年代，一般在文革前读的大学，在文革时期下过乡，吃过苦，恢复高考后考取研究生，然后在学校教学科研，并且有出国进修或讲学的经历。他们这一代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一般缺少眩目的风采，他们在本专业(大多是理工科)中都是专家，但一般不是通才，在整个社会中算不上有号召力的名人大师。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这些校长在治校方面也有不少共同点，比较务实，中规中矩，重视人才，以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或专业为目标。当然也有少数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轻校长，在管理思维方面，则更加有锐气，有活力。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这一代校长被推到了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可以说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校长，他们有必要被关注、被了解。

　　作为阅读者，我很欣赏作者在每一篇访谈前的一段小文，提纲挈领，又加入了自己的感悟，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感性的描述，自成一章。如果说后面的访谈展现了作者敏锐的新闻感觉和良好的采访素质，那么前面的小文则展示了他的文学素养和对文字的把握能力，显然这些小文的文笔更灵动，更富有色彩，充满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