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之一：缺乏大师生存环境

　　主持人：提起诺贝尔奖，近年来很多大学都在设法引进大师，都在想方法建设学校的人才高地，效果如何？

　　杨福家：人才的引进是任何高校都必需做的，但是，对人才的培养同样很重要。以色列今年有两位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虽然他们以前也有科学家获奖，但不是本土的。美国一个科研小组对此现象很感兴趣，想知道以色列本土科学家获奖是不是偶然的。于是他们仔细研究以色列的整体科研水平。我的一个朋友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他建议查一下免疫学这一个他一点也不熟悉的学科的研究情况，结果发现,在以色列，研究免疫学的科学家几乎都在威茨曼大学! 这个大学里这一学科所有的13个教授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是国内的“chair professor”。因此，他们有两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是一件奇怪的事，而且，即便是未来几年再有几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奖也不奇怪。

　　至于人才引进，各学校都在行动，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学校是在作秀，它们从国外引进的人才在国内也不难找到。在这方面,应该向北大和清华学习,北大引进了田刚教授,清华引进了姚期智教授,都是世界一流的教授!

　　熊丙奇：其实对于一个教授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是很容易了解的。有的学校之所以能把一些并不优秀的人才高薪聘过来，反映出学校用人制度的弊端，某个人可以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可以不为最终的用人效果负责。还有就是没有发挥教授会的作用，校长、院长如果有最终的决策权，但事先经过教授会遴选的候选人名单，应该可以保证应聘者的基本素质。有的高校打着全球招聘的旗号，要么早就把人定好了，要么根本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去宣传，去发动知名人士推荐，最终应聘者很少。

　　主持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的教师队伍很重要，国内高校教师队伍的问题是什么？

　　杨福家：一流大学里的一流教授是一个品牌，要具有一流教授的品质。举个例子，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回国到清华大学给一年级学生上课，可以说他对上这门基础课, 真是极端认真。前不久杨教授一些亲戚都来到了中国，一起到九寨沟旅游，周日晚上他说什么也要赶回北京，因为第二天早上有他的课。上午连上三个半小时的课，下午接着给学生答疑。现在我们建了不少大学城，在有些大学城里，一下课几乎只有学生，没有老师，老师全回市区了，怎样给学生熏陶、教诲呀？

　　熊丙奇：有人说这是大学在唱“空城计”。我觉得大学教学近年来的状况不容乐观，在一些研究型大学，教师热衷于科研，对教学比较冷淡。最近教育部规定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要成为一项基本制度。可我认为，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心上课的老师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是处于劣势的。只要科研成就突出，一个教师不认真上课，他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晋升教授，即便学生对他的评价并不好，也不会影响他的发展前景。对大学教师的考核评价，应该服务于学校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实际，两者不能偏颇。

　　主持人：我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究竟如何？

　　杨福家：总的来说，我国大学生本科阶段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能从这么大的范围内招来那么优秀的学生，连外国大学也十分羡慕。但研究生质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熊丙奇：有一句话是，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

　　主持人：为什么如此？有什么办法解决？

　　杨福家：研究生必须在一流的研究氛围中才能得到成长。没有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一流的学生，也成就不了一流大学。我在海南中国科学学术年会上讲到，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之所以称为一流，除了有大师外，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从世界范围挑来的、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的优秀博士生。他们在充满好奇与激情、充分发挥民主的欢乐集体中，沉醉于科学前沿的难题林海中，日夜奋斗。人类社会很多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科学家们年轻时获得的，比如说2004年物理诺贝尔奖为美国三位科学家所得：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的葛洛斯、加州理工学院普利泽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塞克。获奖的依据是197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助理教授(相当于我国讲师)的32岁的葛洛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威塞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普利泽所写。至今获得诺贝尔奖者最年轻的纪录保持者是英国的小布拉格，在1915年获奖时仅25岁，是剑桥大学的学生。

　　熊丙奇：我国大学现在普遍缺乏学术气氛，对研究生的要求也普遍不高。不少研究生反映很难见到导师，导师见不着，谈何对学生提出高的要求？中国有句古话，叫“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虽然我们的导师可能有千般理由，说自己忙于科研，说忙于“服务社会”，可是，既然知道自己如此之忙，为何还要不停地招收学生，然后却把学生晾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呢？这令人深思。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我们师者的职业道德观念，已经严重退化，他们根本没有把自己应该承担的对学生对社会的责任，真正当一回事，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职业道德感，就会因为自己忙而不轻易揽下自己干不了的活，就会哪怕再忙，也会把指导学生的事放在重要位置。二是我们的研究生导师制度，纵容了这种行为，以招收学生多少来配置资源、考核工作量的方式，让导师们形成“学生多多益善”的观点；连续几年不招收学生将取消导师资格的做法，也引导导师无论有无研究课题，有无带教精力，均毫无顾忌地招收学生；另外，由于导师一般不负责研究生培养的任何成本，所以，导师在选择研究生，培养研究生过程中，并没有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杨福家：研究生的生活待遇是一大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怎样选择老师，怎样对待老师。这不但关系到科学研究成果，也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教授、副教授、讲师在学术上应该是平等的、独立的，谁也不领导谁。

　　主持人：可我们目前的状态是讲师、副教授，甚至教授，要在一个教授领导下进行课题研究。

　　杨福家：是的。在美国,讲师不是终身职务，但只要他向国家有关部门，像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健康研究院等单位申请到研究基金，他就可以独立开展科研，就可招博士生、博士后，无博导这一称呼。教授是永久职位，但是如果申请不到研究基金，那么就难以生存，恐怕也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了。讲师升副教授，就面临着与全世界各地希望得到这一副教授的人们的竞争。成为名校的研究生也好，讲师也好，副教授、教授也好，都面临同样的竞争。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活力所在。世界上一流大学的教授都是世界上同一领域内公认的杰出专家，副教授则是本国国内在这一领域公认的佼佼者。

　　熊丙奇：教师有等级高低之分，其实也是封建等级制的遗害。我们一定要打破由头衔来判定学术能力的方式，要对事不对人。杨教授说到不应该有博导这一称呼，实际上，很多教授很看重这个头衔。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保卫头衔”的力量，由于拥有这些头衔的人，都是有一定地位的，所以他们很容易阻止针对头衔的改革，一旦不按头衔办事了，他的利益就将受到很大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他们是学校的“办学骨干”，学校谁能得罪得起他们？所以，真要改变这个问题，应该有一定的勇气，而且，我们这些“博导”们，所作所为必须从事业角度出发，要有学术良心。

　　杨福家：记得在会上发完言后，杨振宁先生十分激动，他主动向大会主席要求发言，他说现在的博士生制度是不对的，为什么一个讲师就不能带研究生呢？讲师不能带博士生，全世界除了中国都不是这样。杨振宁先生说，其实,现在由年轻讲师带博士，效果肯定比他自己来带要好，因为年轻教师在第一线，思维也很活跃。冲锋陷阵的人不能带研究生，这是错误的。说到这里，还有一则笑话。1981年，国家授予了首批博士生导师头衔，我当时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小文章，说任何教授都可以成为博士生导师。这篇文章还引来不少冷嘲热讽，说“他自己评不上，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我早就评上了。

　　主持人：听说这两年杨先生多次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博导名单中撤掉？

　　杨福家：是的。我目前国外活动比较多，没有精力确保博士生的质量，又不在第一线，还带博士就是误人子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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