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川：您提到了这些从农业大学发展起来的名校，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规划中也有相同的远景目标？

　　陈章良：我们看到，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越来越清楚综合性的重要，学科的交叉才能产生新的思想。那么多医科大学都合并到综合性大学中去了，为什么？因为从世界大学发展的规律看，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都很强。国际上的农业大学基本上都办成了综合性大学，这个方向没有错误，但它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在历史上，美国称之为“圈地大学”，那个时期，美国政府也没钱，但知道农业很重要，怎么办？我给你地，你自己用这块地去生存去发展，很多大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农业发展了，经济要跟得上，没有农业管理怎么行？于是，农业政策、农产品加工以及农村妇女问题都集中在农业上面。但是，搞农业的人都聚集到一起，学科交叉的概率越来越小。因为在经济管理上有需求，所以你能看到，农业大学的管理专业很快上来了，吸引了很多的农民企业家。现在我们学校的英语需求又很大，英语老师有五六十位。

　　我想，综合化的方向没错，但现在就办成综合性大学不行，现在中国还没富到美国那样，美国人是用1-2%的人养活自己还可以出口，我们是用80-90%的人来养活大家，情况还不乐观。

　　李清川：渐进也应当有个时间表，我想您是有这个谱的？

　　陈章良：起码10 年、20年，美国的农业大学发展成综合性大学用了50年，我们肯定也需要这些时间。

　　李清川：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涉及很多因素，包括学科建设，也包括政府支持，甚至学生来源的改变。

　　陈章良：你说的对，学生生源上不来，学生的成绩上不来，这是最最基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还不只是中国农业大学一家面临的。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本来是农业大学，改了一个名字，分数立即上来了。这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农、林、牧、副、渔是不够好的；第二个是这个观念影响到了考生。

　　上海农学院并入上海交大，名字改了一改，教师还是那些教师，但考分高得不得了。名字变化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看来，学生关心的不是学科问题，而是一个表面问题，这很遗憾。我们现在把学院都变成大学了，这样就好了吗？中国人很注重表面，不注重实际。

　　李清川：所以说，一所大学好不好应当用指标体制去评价，还要让大家自然接受。

　　陈章良：我同意你的观点，一所学校好不好有很多标准，比如师资力量、研究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筹集资金的能力，还有毕业生在全国各行各业工作的情况，一流大学一定要算上这些指标。其实对于中国农大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机遇，各省的领导很多都是从农大毕业的。这要求我们自身的建设一定要跟得上，去年，我们的重点学科评估与中国科技大学并列为全国第八位，这说明在科研力量上我们还是比较强的。

　　李清川：依您之见，制约农业院校发展的硬伤在哪里？

　　陈章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一方面我们的农业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农业院校培养的人才却又不好找工作。我们的农业高等教育的确面临着严峻挑战。

　　我们有很多不足。一是对农业以及农业高素质人才的认识不足，导致我们的招生要比一般的综合性大学差。第二，尽管都承认农业很重要，但对于如何办好农业大学很少有人去关注和探讨，农业大学为什么不能走综合化发展的道路？没有人去研究。第三，科研成果的推进还很难。大农场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很大，却没有很好的办法。第四，是经费问题，北大、清华每年获得的经费是18亿元，而我们只有它们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这样我们的整体运作能力就显得很弱。北大、清华接受的捐款非常多，我们就很少，所以我们没有奖学金，实际上，北大、清华的学生的家庭状况相对较好，我们的贫困学生比例本身就比较高，学校还不能很好地给他们帮助。我们学校拿出500万元给研究生加一点点钱，北京市没有第二个大学这样做，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开个玩笑，将中国农业大学改成中国大学，您看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李清川：老实说，对一所大学而言，您会很快看到变化，

　　陈章良：其实教授还是这些教授，我还是我，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但我们改革的力度很大，我们完完全全按照美国的一套体制运作，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副处长、处长、院长都是公开投票选出来的，我们改革的力度确实很大。

　　李清川：您说到改革的力度，我知道，副校级领导岗位在行政换届时也要公开竞聘，这样的震动算不算一个发端？

　　陈章良：2003年我们将酝酿财务、教学、后勤、产业和人事五大方面的改革，而且人事改革是贯穿各项改革的一条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改革腾出更多的编制，来大力提高教师的比例，让更多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进入农大，这样学校的发展才有希望，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两大中心工作才能够有一个大的突破。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