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川：在您看来，高层次的人才追求的是什么？

　　黄达人：我的体会是，高层次人才最明显的特质是他们强烈的事业心，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为达到目标而孜孜以求的内在驱动力。因此，物质生活并不是他们唯一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的生活和个人的利益有了一个基本保障以后，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学术环境和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是我们十分注意的，我校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教师职务聘任制的改革，这两个改革的目的归结起来也在这里。

　　李清川：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在大学中的重要性确实是不言而喻的，我也看得出您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

　　黄达人：是的，因为他们是中大的未来。除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外，中大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1994年实施至今已经十年，十年来，我校共有26位青年学者获得了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的人数一直是考量一所大学师资队伍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校的这个指标在全国高校中位居前列，这是十分值得自豪的，因为它不仅说明了中山大学师资队伍的质量，更意味着中山大学科研的后劲。这些杰出的青年学者是中山大学中青年学者的卓越代表，是中山大学未来的希望所在。学校希望他们不断努力，从杰出的青年学者尽快地成长为科研团队的带头人，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已经成为了学科的带头人，成为了中山大学科研的栋梁之才。我寄厚望于他们，衷心地希望在这个群体中最终出现大师级的学者，同时，我也寄厚望于后来者，这26位杰出的青年学者应该成为我校青年学者的榜样，希望更多优秀的青年学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使我们学校的这个群体更加壮大。

　　李清川：你在学校的几次讲话中，都提到了岭南学派的说法，这是中山大学的一个理想吗？你怎样看中山大学在中国的地位？

　　黄达人：中山大学是孙中山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创办的国立大学，因此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是中山大学在建校之初就立下了一个目标，我们也一直没有忘记在我们身上肩负的使合。中山大学理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份子。

　　中山大学的发展与广东省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认为，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理应在全国的科研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广州市作为全国第三大经济城市也理应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科学中心。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归根结底要与其科学研究水平相适应，在这方面广东省和广州市还有着很大的潜力，而中山大学则在其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大学的社会责任。曾经有人提过这样一种说法，广东省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的地位，而加州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强劲的科研实力。广东省应有信心、有能力获得加州在美国那样的地位，成为中国的加州。广州市应有信心、有能力成为中国的第三个科学中心。而地处广东的中山大学也应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学术界开创岭南学派，成为中国的斯坦福大学。我想，这是对中山大学寄予的厚望，开创一个岭南学派确实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

　　李清川：您怎么看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之气？

　　黄达人：现在高校学术上确实有一种比较浮躁的倾向，我认为主要责任不应该全推给教师。我们一年到头都在评估、检查，一年到头都在填表，你说怎么会不浮躁？我非常赞同北大许校长的想法：一所高校，尤其是北大、中大这样的高校，基础研究非常重要。既然是基础研究，那就是探索型、创造型的，它带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有很大的偶然性，更加需要宽松的环境。如果你一定要规定某个基础研究要在多少年内出一个成果，我想这个基础研究就不一定是个创新的东西。关键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才能够有土壤去发展学术、培育人才。

　　在讨论大学科研体制改革时，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讨论：大学的科研究竟应该强调团队合作，还是提倡基于个人兴趣的独立研究？对于不同的学科应该如何建立不同的评价和考核体系？对于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应该选用怎样的激励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取得成就？对于大学中从事科研工作的教师本身，我们是否允许存在一些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孤独的思考者”？以及政府的科研体制应如何改革才能适应大学科研工作的开展？等等。高校科研的组织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看到不同的高校，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的差异性问题，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差异是一种常态，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都处在这个常态之中，高校的科研组织当然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对大学科研存在的差异性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就难以设计和建立一个好的大学科研体制，也难以形成能够高效的大学科研组织。因此，讨论大学的科研体制，关注其中的差异性是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讨论科研体制，评价考核体系是一个关键，现在的所谓浮躁，也与这个评价考核体系密切相关。事实上，对于不同的学科，甚至对不同的人，这个体系都是应该有差异的，例如工科与理科，我们不能用要求理科的论文数量去要求工科的教授，艺术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同样也是如此，即便是在同一个大的学科门类中，差异性同样也存在，我们对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要求自然应该与经、管、法等社会学科不同，我们对从事基础医学的学者和从事临床医学的医生的要求当然也应该不同。

　　这确实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正视差异性实际上就是正视大学科研活动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只有正视这一点才有可能最终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不断发展的科研管理体制。矛盾永远存在，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使之得以良性发展。

　　在我看来，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或者是大学科研管理，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能够把握好大学科研管理中差异性内部的各个“度”，就能够在大学成长的变化过程中寻找到解决科研管理中差异性问题的各种平衡点，从而使大学科研管理更好地提高效率。

　　中山大学简称“中大”，细想其中似颇有深意，按我的理解，“中”的含义有平衡、均衡、中庸等意思，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度”。“大”的含义有包容、博大、深邃、宽厚、多样化等意思，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多样性与差异性。“中大”这个简称里“中”和“大”的丰富内涵，其实是颇合乎大学之道的，把握好了这个“中”和“大”，我们的大学管理或者就可以建立在比较理性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避免大学中流行的浮躁之病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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