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川：在您看来，一个人的成功来自什么？

　　黄达人：这一点我的看法可能和别人也不太一样。作为也是从学生、学者走向学校管理岗位的人，我觉得成功并不是常人认为的只是得益于勤奋，我觉得学习最大的动力是兴趣。我专门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关于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讨论，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

　　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所以我们提倡个性化的学习。就像中国足球，我们先不谈它的水平如何，但是米卢提倡的“快乐足球”是值得借鉴的，因为踢球快乐才去踢球，就像我们做教师也应该因为兴趣而为教学事业奋斗。你如果热爱你的学业，热爱你的这份工作，日子就会过得很开心。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面临着激烈的就业竞争，这一竞争恰恰就是学生作为个体在社会上的竞争，这种个体竞争力的形成将最终取决于学生在学期间基于自主学习兴趣的专业选择。因此，中大在制定有关学生选择专业的各项规定时强调更大的柔性，为学生提供更多专业选择的可能性，这是机制创新的目的，也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和增强就业竞争力的必要手段。目前我校实行的辅修、双专业、双学位、公选课以及复合型专业等等，就是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这种柔性的培养机制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不同的形式，充实自己在本专业外的知识。多个专业的学习经历，可以增加学生在日后就业竞争中的砝码。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机制的改革，可以让中大的每一位学生都能走出一条具有个体特色的成才之路。

　　李清川：就是要激发学生的能动性，这其实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代大学中，学校和学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只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黄达人：每年八月，我们学校都会有一个新教工的岗前交流会，今年我在这个会上讲的题目是《善待学生》。我觉得在大学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经常说，一代更比一代强，现在大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是很高的，相比于我们这一代，他们的个性更强，眼界更开阔，思维更活跃，他们是新生的力量，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我们还处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还或多或少地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大学中，学生与老师，学生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似乎仍然是不平等的。在老师面前，学生是受教育者；在行政机构面前，他们是受管理者。在学校里，我们的学生似乎并没有太多说话的权利，被学校各种各样的制度所约束。这种状况决不是我们中山大学的个别现象，在中国的大学中，这种现象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所以我提出我们要在四个方面转变观念，第一，是要在大学里建立一种平等和谐、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第二是要提出大学中教职员工的职业伦理意识。老师认真教学，管理人员尽职尽责，就是一种职业伦理的底线，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的职业伦理意识基本上是缺失的。我们现在就要认真地树立起职业伦理的观念，按照职业的要求，你做到了，这不是高尚，而是理所应当。第三，我们提出学生不仅是教育和管理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服务的对象。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相当于一级政府机构，学生进入大学，就成了国家的人了，学生之受教育和受管理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种观念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但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过去的精英教育正在向国民教育转化，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学生是交费读书的，从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而言，他们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转化为一种消费关系，他们交了钱，也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得到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这实际上是一个契约。所以，大学生已经决不仅仅是教育和管理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第四，我们提倡要让学生有自我管理的空间。我们的学生在入学时就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应该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能力，因此，我们大学的各项与学生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就应该基于他们是成年人这一前提，我们应该通过学生的自我管理，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心，这实质上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善待学生。我想也不必说太多的大道理，我们只需要问一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大学读书，我们希望他们在学校里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本来就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首先要体会的其实只是作为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的心情。

　　李清川：教育部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已经有四五年了，中山大学也因此增设特聘教授岗位。情况怎么样？

　　黄达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它吸引了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参与国内高等学校的建设，带动国家重点建设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对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术带头人，提高我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广州市也相应设立了“珠江学者”岗位，我们学校的校友还设置了校内特聘教授的岗位。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