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社会都如此深陷在期待美好生活但还要承受某种无助感纠缠时，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大学生如何能够享有天然的豁免权呢？我们承受的，其实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负——

　　失落的精英

　　作者：张煜

　　大学生73%的就业率以教育部行政命令的方式被社会获知，然而，这种行政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则令人怀疑——因为，教育体制企图解决一个远远超出它自身的能力范围的事件。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似乎传达了整个社会对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一种深深焦虑。

　　由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天子骄子”的大学生到今天职场上满怀疲惫、没有安全感的求职者，大学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境遇及心理的落差。然而，此类常常被挂在嘴边的比较是很荒谬的。如果说当年的“天之骄子”是一种将大学生视为文化精英的名称，那确实合理，在那种知识极其贫乏的社会环境里，那是大学生的荣光，但更是社会的悲哀。同时，大学生的精英地位还与一个蔑视个人意志和选择的强大体制捆绑在一起。成为大学生，便可期待迅速从“劳苦大众”中跳出来，但代价是，个人对职业、地域的选择度几乎是零。可以想象，张艺谋当年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地区的小电影厂时心里的悲哀。那么，今天大学生“精英”地位的丧失，获得的却是脱离某种人生依附的自由。

　　今天的大学生就业全无前辈们的无奈与限制，你可以去争取任一个你希望获得的职位，前提是你必须具备相关能力和资格。在以往，人的优势在于先天的、不可选择的家世，但现在自我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发展”的理解是，在现代社会里，人对亲属、乡邻以及某种固定社会体制的依赖越来越少，而倾向于依赖某种通行的“信任系统”。对于大学生而言，有效的专业知识即是一种普遍的信任标准。职场上的成败，大部分取决于你对这个标准的掌握程度。

　　无疑，在这个社会阶层迅速分化的时代里，期望通过大学教育获取“知识资本”并攀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的想法是合理的。德国学者齐美尔把现代都市的精神界定为“货币”，实际上，一种以“货币”为衡量的阶层界限逐渐形成。初入社会的大学生自然处于较低的阶层里。阶层分化的事实在任何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西方工业革命很长一段时间里，阶层与贫富分化现象十分严重，乃至于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过，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会通过各种手段去抑制阶层过于分化，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措施是帮助处于劣势的阶层与群体。就大学生而言，西方的不少国家政府都有行之有效的“青年就业援助计划”，香港也是如此。不过显然我们的社会还尚未为弱势人群提供一种良好的帮助制度，而不仅仅是对大学生。但如果全社会都如此深陷在期待美好生活但还要承受某种无助感纠缠时，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大学生如何能够享有天然的豁免权呢？我们承受的，其实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负。

　　一个毕业已3年的朋友告诉我，她在毕业时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对社会激烈竞争的恐慌，对毕业后靠自己的收入能否维持“奢侈”的生活而倍感怀疑和失落。其实，一种心理问题或者说是“青年文化”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在一个“依附”关系迅速消失的时代里，大学生的依赖感还十分执着。我们从小被规训进一个个体制当中，从而养成了对体制的信任与依赖。体制让我们有可靠的安全感，但同时也让我们成了成人世界里唯唯诺诺的附庸，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青年文化”。反观西方，任何社会当中都存在着一种鲜明的“青年亚文化”。它以健康、快乐和积极有别于功利、阴郁和保守的成人文化，并对其保持一种高调的批判和反思。健康的“青年亚文化”存在，可以培养年轻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当他需要面对成人社会时，他会毫无畏惧。我们有必要期待，中国自己的“青年亚文化”的养成，也许这可以成为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生精神中不可或缺的自尊来源。

　　实际上，那个原本毕业初期失落的女生，现在已经成为了她的公司的中层，她很忙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磨练使她的恐惧消失了，她发现，在大学中所培养起来的思考与分析能力，能让她在机会到来时超越旁人。她感受到了大学给她带来的财富，她很快乐。(策划、执行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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