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斯巴达、“茅山”与弹球

　　大毛悬浮在我戴着红毛线帽子的头顶上用衣服袖子抹着鼻涕说话，唾味星子像飞沙走石粘在我新配的塑胶眼镜的镜片上，糊得我一下子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了，心里不禁有些担着酱油瓶子胡晃荡，一道电光夹着火石烧焦了我日见浓密又懒得去理的头发，我醒了个神，站在“茅山”脚下。

　　这时我才注意到“茅山”上下已经围满了各路英豪，年岁大的趾高气扬地俯视年纪小的，年纪小的骨子里还真贱，就这么任凭人用不屑的眼光盯着即使浑身不自在连屁都不敢多放一个。

　　“茅山”其实就是这所破旧的家属院中这座破旧的鸡窝楼顶头一个比其他土丘多几个沟沟坎坎的土丘，那年头好像每个小孩子都对“茅山道士”的什么穿墙术隐身术特向往，于是就给这小土丘起了这么个跟茅厕就差一个字的名字，作什么用？玩弹球。

　　90年代初的孩子们还不怎么找得到电脑游戏的门和上网的窗户，大毛成为孩子头儿的唯一无可辨驳的原因就是他家有一台在当时很稀罕的“小霸王”学习机。说是学习，其实他每次都把学习软件的标签贴到游戏软件上再引着我们这帮小字辈来瞻仰他打“魂斗罗”。

　　我只去过大毛家两次，每次去都没机会碰到那台学习机，那年头按资排辈地厉害，我不够他们的格，于是只能挤在一帮叽叽喳喳的小鸡夹缝间勉强看着两个人在电视里面跳来跳去，有时还看不清他们是怎么用枪发子弹又怎么吃了宝贝子弹威力加强的。

　　我从小就挺爱思考，但我在玩的时候从不玩深刻，怕被拎起来揍。

　　那时好像没什么穷孩子和富孩子之分，有钱和没钱的区别也只是有钱的比没钱的能多买几个弹球而没钱的又总能从有钱的手中把弹球赢回来。我属于后者，他们都说我是因为戴着眼镜才精确率高的，但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赢是因为我对胜利的强烈渴望，那是种浅层的欲求，像他们这帮白痴是想不通的。

　　当时在学校里没有男孩子不会玩弹球的，有时候为了几个弹球，男孩们甚至会拳脚相加，我是一直害怕这种混战场面的，但因为自己的技术日渐进步，手里的稀罕弹球也多了起来，钢球水晶球我都有，于是就被他们盯上了。被盯上的后果只有一种，那就是在“茅山”决斗，我用我的钢球和水晶球，谁先撞到我的球，就可以把他们拿走。这样的比赛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常常会陷入被围攻的局面，再加上钢球和水晶球虽然稀罕，但又大又光不好控制，握在手里硌得慌，于是我的弹球一次又一次被他们赢走。后来赢走我的钢球和水晶球的人手中的钢球和水晶球又被别人赢走，别人手中的钢球和水晶球又被另一些别人赢走，直到有一天，我在“茅山”旁垃圾箱的旁边看到了它们。它们还是又大又光，但已经不是荣耀的象征而是些废物了，因为他们不好用，因为它们容易被赢走。

　　大毛小学毕业后我成了孩子们的头儿，成了当初我所鄙视和嫉妒的那个站在“茅山”上面的人，下面的孩子像我当年一样肚子里面怀着鬼胎，想着有朝一日我也要赢走这里所有人的弹球，然后站在“茅山”上面趾高气扬，后来我知道了斯巴达的故事，那个从小就培养孩子不惜一切战斗的城邦，突然觉得“茅山”就像是斯巴达，而我则是期巴达最要命的战士。

　　这可真有点儿吹破十张新疆牛皮的意思。

　　2.小玉

　　小玉离开学校的那天，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她紧紧攥着她的“蓝精灵”书包从涂着红漆的大门消失在地下通道中的，当时我心已经痛得流下眼泪，但盛不下的眼泪会流向哪里呢？我的脑子里一直回荡着这个问题。

　　阳光斜斜地打在我的脸上，很疼，真的很疼，事情来得太突然以致于我和小玉这一对预备好迈入同一所中学的小恋人连一个正式的告别都没有，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敲得粉碎，就像我们在冬天用冰砌成的房子，一块稍大的砖，便把房子……我们用了很多时间都没有把它复原，冰是冷的，我们的手被冻得通红。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恋爱是什么，只觉得放学一起回家说说话唱唱歌就是一种胜过任何的幸福，我们不会拥抱不会亲吻不会做任何我们向往但不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只是彼此的一个身份，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炫耀。

　　在那所被我称之为“集中营”的学校里，男女生在一起时顶少也要三四个人，大多都是玩的跳皮筋滑滑梯，像我和小玉这样形单影只而又光明正大地在一起的伴儿少之甚少，班上的男生出于妒忌或是任何非礼貌性的情绪，常常借此攻击，他们硬拉走小玉然后看我的反应。

　　那时的我看着自己的玩具被人抢走，心里自然是十分不爽的，我从二年级起就戴了眼镜，因此常被人界定为木讷的书生，听着他们冲我以不正确的发音喊道：“mu na mu na，看你怎么来抢你老婆啊！”我的不爽变成了愤怒，我像一头发了狂的幼狮，从三楼追打丫们到一楼，甚至在把他们逼到男厕所门口时，我捡起了台阶上放着的一块板砖准备砸过去，只是因为男厕所的门口停了只蛤蟆，我听说蛤蟆是有毒的，怕它的毒汁会喷到我身上，于是才扔到一边。

　　当时的小玉像只小猫一样躲在我的身后，我不知道那时她的眼神是什么样的，如果那表露出喜悦我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有价值，而我觉得很有价值的行为也会顿时让她变得很有价值，我们一直没有发觉，当我们的感情还无法被界定为爱情时，我们是在互相利用。

　　后来，当我读到了弗洛依德，我懂得了潜意识对人的作用，而我第一个想起关于自己的事例就是当我看见有一次小玉趁着我值日跟另一个与我同样优秀的男生放学一起回家时我的心中升腾起熊熊烈火，然后我想到了自杀，孤零零地站在三楼上把泪往肚子里吞。

　　那一段时间我和小玉的关系闹得很僵，放学依旧是一起回家，也依旧经过她家和我家之间的那块空地——我们“过家家”的乐园，但是谁都没有再说一句“我喜欢你”那样的话；在此之前，一个冬雪满天的日子，是她先对我说那句话的，她的先开口令我骄傲起来，那种骄傲占据了我心灵的大半，以致于我回复那四个字的时候没有经过丝毫的犹豫。

　　以后的那些日子同学们越来越少在班上起我们的哄了，虽然以前的我常常装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我其实是很喜欢他们起哄的，那时我的心里会有莫名的快感，但当快感不见了之后，小玉突如其来地说：“我爸我妈要调走了，我也要和他们一块儿走，可能不会回来了。”我慌了，我想要珍惜可她却走了，阳光照在校门的铁漆上，我快告别我的童年了。

　　3.崩溃的海沟

　　一个阴阳怪气的陌生女人在电话线那头叫着我的名字，我只是觉得那个声音像射穿我耳膜的一颗子弹，冷冷的温度使我的骨架莫名地颤抖起来，像是要散了似的，汗从额头滑到眼角再从眼角流到人中。

　　“你爸爸在宿舍里出事了，你快去叫你妈！”

　　当时的我妈正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搂着在粉色大理石地面的舞厅跳三步四步甚至是探戈，一种神秘而阴郁的美掠过这位少妇的脸，像惊鸿一样没有片刻逗留就远离了，她像看见海沟一样看见了悬崖，又像站在悬崖边上默默地等候审判，我刚认识卡夫卡。

　　“妈，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说，我爸在宿舍出事了！”

　　我穿着从哥哥那捡来的青灰色料子裤，底边被长长地缝上去了一截，脚上登着一双土得掉渣的黑布鞋，鼻梁上架的眼镜还是碎了半边用胶带粘起来的，全舞厅的人停止了旋转愣愣地看着这个在舞厅门口大吼大叫唯恐天下不乱的臭小子，那眼神像是要掴我一巴掌。

　　我妈一把把我拽到一边儿，“臭孩子，喊什么喊呀！不知道丢人呀，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啦！”“我，我……我只是担心爸那边儿会出事。”当时的我跑得呼哧呼哧的身上像刚被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老实说我平常是很注意形象的，虽然先天条件不足没什么派头，但举手投足间绝对没有狐臭和脚气的，只是今天这事儿，让我太紧张了，我才十岁啊，小屁孩儿一个懂什么啊。

　　“你爸出事是他的事儿，这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知道不？你好好在家里待着比什么都强，你爸的事儿我会处理。”我看着那满脸折子像一道道水沟一样的老男人又走到我妈面前伸出他那油光锃亮的手，我着了一下慌打了一个喷嚏，可能是被凉风吹的。

　　这段舞曲《为你我被冷风吹》是一个台湾小眯眯眼儿唱的，我搬了凳子坐在门口一直等到舞会散场，静下来我才闻到我身上的味儿确实有些不对劲儿，蒸汽在我眼前乱绕，学校老师讲过蒸汽机，我一直觉得那个专掀人房瓦的男人很特别，听说他叫瓦特。

　　我妈牵着我的手走在魂飞魄散的街灯下，她显得有点儿失魂落魄，回到家后，她一直没给我爸打电话，早上醒来我看见她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身的行头还没换，烟灰缸里有半支烟的残烬。

　　她从来不抽烟的。

　　几年后，我终于知道那个晚上我爸出了什么事了，也知道了那个晚上我妈为什么黯然神伤了一个晚上，还抽烟，还不换衣服，还不上床睡觉脸上挂着残妆的脏，我学会了一个词，那个词叫伪装。

　　我爸在一个女人的宿舍里搞了些事情，他从宿舍的窗户上爬进去然后被门卫当作了小偷，门卫哐里哐当地奔了过来敲门里面没有人应，踹开门看见一男一女从床上欲起并慌张地穿着衣服……

　　打电话的女人是谁？我这些年一直在猜测，常常是看到了一个人，觉得她像，就跟在她身后，想听她开口说话，那句话我记了好久，每次想努力地去忘反而却记得更清楚，我快要崩溃了是吗？我妈掉进了海沟是吗？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4.奔向糊辣汤

　　盯着那碗糊辣汤已经十五分钟了，肚子里好像还是有只乌鸦叽哩咕噜地吴侬软语着，我想估计那些老得没个样儿的乌鸦离办葬礼时的京韵大鼓也差不离儿了，兜里还是没奇迹般地长出点儿什么带颜色的纸票儿。

　　我没钱，这很俗，但是出走的第二天，我就有些盯不住了。

　　昨晚上是靠着城墙根睡觉的，护城河边儿上从傍晚十点到凌晨五点，总有些看不清脸的人瞎晃，没看见拄拐棍的估计都是些色情男女，我也不知道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怎么会想到这些，也许跟那个不可一世的大毛呆久了，惹上他那爱猜想的坏毛病了。

　　我能这么清醒地记起来那个月黑风高就差没人提把刀的晚上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一晚上根本没敢合眼，幸亏是春天，有那么点儿朝气逢勃的气息，要不我真能被冻成一结结实实的冰棍儿，谁含在嘴里都舍得往下吞的了。

　　“妈，爸：我走了，我不想再看着你们吵得天翻天覆的，我不是小孩，我懂什么叫离婚，就是我只能跟你们其中的一个人，但我两个都想要。我走了，不要来找我，就是找也找不到。再见！”

　　熬糊辣汤的锅冒的徐徐的烟喷得我一不留神就想起那字条了，字条上的字歪歪扭扭很难看，我一向是不怎么会写字的，为此妈妈常揪我的耳朵，我照镜子时总能看到一红印儿，心想这娘们儿还真是挺狠的。但现在没人对我狠了，我自由了，自由地像只鸟儿一样，我想起《水浒传》里的好汉们常说的一个字：“鸟”，我就是彻底的“鸟人”了，这形容挺贴切。

　　是真的有些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铁不吃钢我就等着变棉花糖。

　　现在我不上儿童乐园了，棉花糖对我的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了，妈妈常说那很脏，小玉也说过，她们都是爱干净的人，我也爱干净，但能靠着四处都是尿骚味的城墙根睡一晚上，估计我那点儿洁癖纯粹是装的。

　　我多久不去儿童乐园了？从爸爸拿皮鞋掴到我妈耳朵上时开始吧，当时我记得地上有好多血，有一个摔门而去的男人和一个暗自啜泣的女人，有一些东西被砸碎了，不能被砸碎的猫成一团在桌子上郁闷，然后我就没去过儿童乐园了。

　　我一直跟同学说：“多大的人了还去游乐园？还不如在游泳池里踢球舒服呢！”当时他们都没捂嘴但是都笑了，一只只小兔子的样子，我说你们狼心狗肺的老顾自己玩儿都不陪我踢球，改天我消失了看你们想我不？他们连摇着头说不想，其实那都是在骗人，我一活宝，人见人爱呀。

　　可冬天的游泳池里确实就剩我一个人对着墙壁狠踹足球。

　　糊辣汤的摊子快摆够时辰了，老板开始收拾客人丢下的套着透明塑料袋的碗儿，有的碗儿还没见底有的甚至还剩半碗呢！我心想这还真的哪儿都有刺激人的事儿，浪费粮食都该拿去枪毙的，想归想，肚子不答应了，说你装娘们还装不过来呢在这儿装什么汉子啊，平常吃得跟一饭桶一样，一天多没吃东西看不把你往死里饿。

　　我在想现在要有人给我送点儿钱就好了，不多，够买碗糊辣汤就成，我后悔出来什么都注意到就忘了带钱，后悔在给爸妈字条上忘了加一句：“出来把钱带上！”

　　5.震憾进行时

　　十一岁那年的出走，走到最后落下个不了了之，爸妈在看到我留下的近乎遗书的字条后报了警，我特震撼地看见两辆亮着红蓝灯的警车“滴文儿滴文儿”地开到城墙根下。

　　像很多烂俗小说描写的那样，重归于好的爸妈一见我就饿虎扑食了上来外加哭得跟个泪人一样，我也哭了，是饿哭的，两天半没吃东西，鼻涕眼泪都快成咸味了，当时我把它们狠命地往爸妈身上抹，妈的大红毛衣爸的黑领风衣全被我抹得一道一道闪闪发光的，像蜗牛爬过留下的痕。

　　我那时很没有预见性，不晓得未来的日子里会有一个长相寒碜咬字不清的周杰伦唱起一首歌叫《蜗牛》：“我想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阳光出现了，那些痕都该消灭了吧。

　　我一直没办法忍受我爸似有似无的背叛，那样的事一旦做了便一辈子都洗不去了，我想是的，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那是因为我从来不问，我觉得有些事问出来就不好玩了，一切都得让时间去证明，让时间去划破记忆的脸，于是我选择了沉默。

　　对一个孩子来说，最难做到的事就是忍耐，这是没办法扭转的事实，谁叫“忍着”和“神龟”连起来就成了打打杀杀的“忍者神龟”？事物越极端，就越容易被摸着命根儿。我妈摸着了我爸的命根儿，他是他家的独生子，他爸也就我这么一个孙子，他要离了婚那老爷子非得上吊不可，找不到绳子没挂的地方学法轮功自焚都有可能，我妈以前嫌他们“封建”，现在才发现，就是这“封建”把婚姻这条船保住了，没让那似有似无的小狐狸精把船啃出个洞来沉了。

　　其实我妈模样一点儿都不差，起码在这大院儿里算个顶美女级的，但她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我那长得像梁家辉于荣光变了态后的综合体的老爸怎么就像被迷了心窃似的看上一野丫头，长得不说五大三粗也差不离儿了，腋下还有股让人敬而远之的骚气儿，跟一东施毁灭版似的。

　　后来我看了香港一女导演许鞍华的作品《男人四十》才把这问题想明白，男人嘛，到了不惑之年是身体不惑了而心理还是困惑的，张学友把十八岁的林嘉欣看成了十八岁的梅艳芳，不是他老花眼，是他需要些刺激来缓解他二十年平淡如水的生活危机，像我爸一样，最后，他还是要回去。

　　那年头“第三者”这词汇才刚露头，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芽状态，没有把它当事儿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大面积溃散，就像我一直不敢跟小玉说什么“白头偕老”的话，我怕她不在我身边一天我就会爱上别人，那一天是致命的，就像我爸死活不肯承认的“那一天”一样，我们都离卑贱不远了。

　　我的出走在学校里引起了不亚于老师中的校花嫁人的影响，哥们儿们看我平常木讷地跟白面书生似的没想到还敢玩这手儿，二毛说得好：“你真牛！”我喜欢“牛”这个字，感觉上很气壮山河。

　　“其实不就是当了两天乞丐吗？有什么好器张的？”洪涛的脸上满是不屑，他是唯一一个对我的出走甚为反感的人，真讨厌，他还是校长的儿子像个烫手山芋一样我不怎么敢碰。但大毛小学毕业了，我因为出走的光荣举动当上了孩子头儿，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吃多少碗糊辣汤都强。

　　6.洪涛凶猛

　　洪涛是我们这帮小爷们儿里最受女生欢迎的一个，其实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家庭背景比较好，有个当校长的老爸，也不怎么管他，那阵儿古天乐还没什么名气，所以洪涛的肤色在我看来是天下无双的黝黑，活像一个卖炭翁，只是没有暂住证所以在南山中找不到伐薪烧炭的理由，倒是成天沾染些春山的秀色可餐。

　　那年头“郁闷”这个词还没有流行起来，所以我每次看见他左拥右抱的心里堵得慌还没地方发泄，于是就开始狠命地练弹球，从“茅山”上第一百零八位好汉干到坐上“茅山”的头把交椅，其实那时候我总是不承认，我是忌妒他，忌妒地欲仙欲死。

　　从上小学以来，我就一直觉得来自他的压迫感，一年级他考第四我考第五，二年级他考第三我考第四，三年级他考第二我考第三，四年级他考第一我考第二，好不容易觉得这邪门儿事该滚一边去了，他五年级却转学了，当时把我气得连卷子都不想做了，结果名落一千八百五十三丈。

　　我很不相信宿命这玩意儿，但我的童年的每一件事情，都似乎和这个“黑孩儿”有或大或小的关联，虽然日子久了那种愤恨早就烟消云散成离子了，但还是忘不了他在背后捅我的那些刀子和几把刷子。

　　可以这样说，如果我和小玉算一对夫妻的话，他就几乎当了我们之间的第三者，我活这么大只为感情方面儿的事掉过一次泪，就是他有一次趁我值日拐走了小玉并顶替我的身份把她送回了家，我一直在想，在那个过程中他有没有怎么不安分，越想就越气，越气就越想，恨不得找块儿板砖把他狠砸一顿。

　　可以说，我最早的暴力情结就是洪涛给我间接培养起来了，致使多年后我在看昆丁。塔伦蒂诺出了名的血腥片《低俗小说》时神经元都没什么太大反应了。那时我每晚做梦都是和洪涛在学校的房顶上决斗，手里拿的不是刀剑而是砖瓦，你一块我一块地对撇，看谁先把谁砸得血肉模糊了谁就赢，赢了就能带走月亮女神——小玉，我估计我做这梦是因为那什么《美少女战士》看太多了。

　　洪涛曾跟在乒乓球场上很不可一世地对我说：“你永远都赢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话儿反而高兴了起来，觉得他还把我真当成竞争对手了，他还真看得起我了，我还真有机会像梦里那样和他决斗了，特兴奋地打起球来找不到北。那时我们的双打在学校里很有名气的，两个拿大刀的小孩子有时连高中生都挑得过，要知道他们的胳膊都比我们长了一截啊！

　　“天作之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现在只是暂时把你当个伴儿，以后找着更好的看我不一脚把你踢开！”

　　他的话让觉得我这人确实是有些犯贱，但他终究都没有把我踢开，或许他是认为他走哪都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跟班，当然，这只是他的以为。其实没他的日子我是挺寂寞的，也似乎真没什么动力考第一似的，小玉说那时的我“活像一滩烂泥”，我想是因为和他较阵较惯了，他一离开我还真有些不习惯。

　　或许是烦了他爸，他转走了，我再没有见过他，除了在梦里的屋顶。

　　7.水痘温柔

　　五年级末年，这名字说起来有点儿历史的沧桑感，也许是因为我这脸色惨白的“黑面书生”的就是个历史迷的缘故，说话也总被那帮文人墨客给串了味，真实偶尔我也会装装诗人，但我从很小开始就不戴“尿不湿”了，夏天捂那玩意儿容易长痱子，我生来就是一木头，坐定了就是几个小时不挪窝那种。

　　“那一年”，这三个字听起来就让我想起了我们西安的音乐骄傲——许巍，他剃光头比他留卷毛酷多了，我这样的衰哥都有效仿他的念头。那是个分崩离析的时代，班上的同学成倍地减少，原因只有一个：水痘。

　　开始我听到这个词还觉得挺可爱的，就想去大毛那长满青春图案的脸上捏一把，还是狠狠的跟对待阶级敌人似的。哦，我差点儿忘了大毛已经毕业了，我捏的是他家副业的脸，一不小心还被它踹了一脚：“猪啊！好大一头猪啊！刮风啦！下雨啦！大家收衣服啊！”

　　我一直胡乱地猜想洪涛是不是因为对这场“瘟疫”的预见所以提前一个学期逃离的，或许是因为他总爱玩吉卜赛扑克，听说那玩意儿很有些功效，而且他曾残忍地把养了一年零三个月的乌龟“小毛”剥了壳，把作生物实验用的兔子“小强”扒了皮，“龟甲”和“兽皮”，看来他那两把刷子还真不是盖的。

　　我不知道自己具体是什么时候被传染上的，好像是去看望我妈的领导的女儿的女儿，一个梳着羊角辫的黄毛丫头，事后我觉得自己真冤得慌，我妈也指着我的“红豆”鼻子骂：“你看你个缺心眼的，知道那娃出水痘，怎么连躲都不躲啊！”我心想，就你现在说得邪乎，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平步青云才牺牲色相“亲切”关怀的，到最后成了我不对了，但那时候我基本上没什么气力跟她斗嘴的，出水痘引发的高烧效应整得我简直就像只鸡翅膀在火焰山里面烤，更夸张的是我妈怕我晚上睡觉不老实用手抠那些遍布全身的水痘，竟给我的两只手连着胳膊套上她的高筒袜！我不知道其他男生出水痘时是不是也被他爸他妈这么折腾，反正对我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每次被他套上时我都会说什么“尊严”什么“我是男人”之类的话，我妈总是说：“出去，你给我把面子挣够，在家里，你就别跟我披着皮说话！”逆来顺受的雏形初步形成，我怕她下一步又会用袜子把我跟堵住，所以只好当吃黄莲的哑巴了。

　　那时大院里的电话互相打是不花钱的，我就等我妈上班走了后天天猫在窝里给小玉打电话，孩子们能聊上的话题总是海阔天空横无际涯，我俩从各自得的水痘开始聊，不知不觉就到了《荷马史诗》，俩小屁孩儿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男的演帕里斯，女的演海伦，末了还提醒一句：“千万别乱抠啊！抠了就被破相了，破相了就当不成帕里斯和海伦了。”

　　呵呵，童言无忌倒成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了。

　　我和小玉的“爱情”在电话线的两头绽放开灿烂的花火，她帮我克服了自从一年前的一个晚上接到一个说“我爸在宿舍出事”后我对电话的恐惧症，而且她的声音很细很甜，几乎可以软化我耳膜里所有坚硬的细胞，所以我就这样被她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

　　也许这也是她在六年级一开学便不告而别时我伤心欲绝的原因吧，天哪！鬼知道！

　　8.春天啊春天

　　“春天，啊，春天，我想不起用什么来赞美你，啊，春天，我真的想不起用什么来赞美你……”语文老师，那个姓张的老太太鼓着两颗甲亢症状的眼球慷慨激昂地朗读着洪峰写的狗屁诗歌，全班的矫情“恐龙”们听得如痴如醉，齐刷刷把目光扫向这个新转来的大鼻子男生，眼神中充满了崇拜，这把我恶心地想吐。

　　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洪涛，洪涛过后来了洪峰，看来我这六年级的堤岸是很难保得住了，那时《红色警戒》的第一代正被某些拥有电脑的少数人醉生梦死地玩着，于是我觉得真该站在亚历大灯塔上拉起一道夜空警戒结束这乱世了。

　　洪峰站在我面前真跟一大山似的，形容他走向我的过程可以用“空袭”这个词，那时我不骂人，但这小子真他妈地牛，“喂，听说你写文章写得不错的，你怎么评价我的诗啊？”洪峰恬不知耻地问。“怎么看？我根本就没听出来你到底想说什么，拜托你下次煽情不要煽得这么过分好不好？想不起来怎么赞美就甭赞美了呗！”我落下这么句恶狠狠的话转过头就走了，心里痛快地很：别以为你小子大鼻子就成情圣了，大家《幽默大师》上那人物是外国人，你生装个什么劲儿？

　　第二天我就被老张叫到办公室里去了，老张像个淑女像个圆规更像个张飞他娘一样地坐着，两只眼睛变态地对我“含情脉脉”，还笑，简真就是个“笑里藏刀”！没想到刚学完“三十六计”在她这儿才算找到自尊找着用处了。“你对洪峰同学的诗有看法有见解是好事，但也不能骂人不能恶意攻击人家啊？你俩毕竟是同学毕竟是男生肚量要放大一些嘛！”我没敢看老张那眼睛，二毛说他曾因为在被老张批评时看了她眼睛结果一晚上做梦都被野狼追，脑子里全是两道绿荧荧的像X光似地把他透视了，所以来之前他还专门给我提了醒的。

　　我只是觉得寒气逼人，想到《新白娘子传奇》里白素贞被误灌了雄黄酒后现身的模样，想起了《封神榜》里那爬满蛇蝎蜈蚣妲己造的盆，那段时间我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生怕多说一句话就被她灌了雄黄酒西或是一脚踹进那脏兮兮的盆里，我还年轻，不那么想死啊！我热爱劳动热爱祖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馄饨热爱猪脚，这么“兼容并包”的肚量再大就要像三万米高空的气球挤爆啦。

　　“我对你要求严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何造之材，有那么点儿小聪明，将来肯定是一社会栋梁……”老约批完了我又开始夸我，我浑浑噩噩地分不清她到底是在批我还是在夸我，我只是从那次开始把规定400字的作文往800字写，越写越上瘾越写越舒坦最后干脆独霸了老张课上作文的“范文时间”。

　　洪峰被我比得没自尊了于是不写那些糟蹋诗的东西了，渐渐地他挺直的背梁弯了下来，祖国的栋梁就这么塌了，他只能感叹“既生瑜何生亮”了，他让我懂得了写东西千万不能“做”，“做”出来的东西再精致也他妈的是个空壳，对不起我又骂人了，这是群情激奋的“恐龙”们逼我这么做的，她们齐力挺洪峰。

　　“偶像派”和“实力派”大概就是从那时划清界限的，我也奇怪就这样我还挺乐观，祖国的花朵啊，就是到哪都绽放地稀里哗啦！

　　9.烂人与“同志”

　　二毛是个用书用得很费的孩子，只要是他手指碰过的书在他那儿待两天绝对都沦落了，连书香也被脏泥巴的味道非法取缔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可惜“香”是如不了故了。

　　有些人是因为爱书而让书变得破烂不堪，那是因为每天翻来覆去的就是本金书也禁不起折腾；说不定有些呆子把书当饭啃，牙绷掉了还要恶狠狠地说一句：“原来软金硬银这话是唬小孩儿的？”

　　有些人因为恨书而让书变得惨不忍睹，多么让人怜惜的书，只要经过他们的手，绝对就成了书来不及怜惜他们的脏手了；一本本活像些残花败柳，老的跟亡国的王宫里的那些老宫女一样，让人看上去难过的要死。

　　二毛属于后者，也是因为他的存在让我觉得原来人还可以活的这么堕落，活的一点儿希望也没有，活的昏天黑地还成天这么的牛B，因此我对大毛的这个弟弟格外“关照”，老逮着机会冒生命危险逗他玩。七年后有个叫红豆的歌手出了盘专辑叫“逗你玩”，据说这是他后来对那些少男们下手时的宣言，我从没有想过对二毛做些什么，虽然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让我觉得亲切，但我决不会跟他搞什么“同志”关系，要不我就太对不起小玉了。

　　那年头我还真不知道“同性恋”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同志”的概念怎么就被引申了，所以二毛给我说他喜欢我时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照直就给他一巴掌，说他“神经病”。

　　其实我说错了，“神经病”是形容人特兴奋，而我应该说“精神病”，那比较贴切。

　　其实同性恋算不算一种病态，我到现在还没搞太大清楚，那时的二毛可能是觉得好玩儿随便说说的，我没在意他更不可能怎么在意，我们还是像以前勾肩搭背在一起，从那次“巴掌事件”之后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小孩儿嘛，记得快忘得也快。

　　坐在我周围的哥几个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们觉得像我这样能进城上奥赛班的天才怎么可能和二毛这种烂人混在一起呢？幸亏当时大家对“同志”还没什么了解，要不又是一场巫山云雨。

　　二毛确实很烂，比他大哥还烂，他从上一年级以来就没离开过倒数前三位，他有时觉得自己头脑发热了来这么一句：“曹雪芹写的《三国演义》还真他妈地好看啊！”于是我们就开始爆笑，前仰撞到前面哥几个的流着油汗的脑门，后合扎到后面哥几个儿搞恶作剧的笔尖，撞得生疼扎得生疼但还是笑，在那一刻他显得特别孤独，好像我们跟他完全不像一个世界的人，但他仍然那么神经质地憨笑着。

　　也许就是因为“憨”，我才成天和他粘在一起，现在想来当时的念头特不地道，觉得和这么一个烂人在一起才能强烈衬托出我的高贵和与众不同，他每次的出丑都让站在他旁边的我很是得意，现在想来那简直是犯罪。

　　二毛的初中还是留在我们那所奇烂无比的子弟学校里上，听说一年后子校就把高中撤了，再隔两年又把小学撤了，后来把初中也撤了我就再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他大概也不想见我吧，我只是想说声抱歉而已。

　　“咱这哥们儿关系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别忘了你可是我们的头儿啊，要多罩着我们啊！”二毛眨着亮晶晶的大眼睛装可爱的扮相。

　　他是一直看着“茅山”从兴盛到堕落了吗？但他堕落了吗？还是从来都没有骄傲过？我想问问他，就问他一句就成。

　　10.“奥数”与结束

　　过了六年级的春天班上就开始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起来，毕业考试大家都是不怎么在乎的因为题不但简单而且是本校老师阅卷再怎么也会让你拿张毕业证，而自以为“有前途有实力”的甜菜们都风风火火地开始准备考外校，特别是重点中学的入学考试。于是班上出现了严重了两极分化，吵得吵学得学，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

　　我早早地就被班主任“马大脚”确定为几个冲击重点中学的种子之一，洪涛走后我沉沦了一次期末考试，其他时候无论大考小考都牢牢地被钉在前三把交椅，那时英语还没被列入毕业和入学考试的范围之内，现在想起来那是中国教育最牛B最能挺得起腰板的时代了。

　　如今上了高中考四级，上了大学考六级，上了硕士考托福的普遍社会现象在那时简缩为最easy的几个单词，我们那秃了顶的英文老师教了我们两年的音标，自己发音不准整得我们个个说话成了“醋溜儿英语”，到现在我的口语烂到骨头里大概就是因为他。

　　小玉被省重点提前录取的消息似真似假地在同学间传着，他们每次说到这事儿都狠命地用眼睛瞥我，那意思像是说：“看人家多有本事，你就着肉烂在锅里吧！”那眼神让我出了奇地反感，于是我冲他们没头没脑地吼道：“我也要考重点！”现在想来“爱情”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能让我这平常食古不化的滑头儿顿悟人生苦短，今日不搏何时搏之意，我妈是不知道，要知道了估计也得说小玉有本事接着唱“爱情力量大”。

　　当时我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就是“奥数”，洪峰，那个狗屁诗人说：“奥数恶心地就像被强暴的树！”这话在我听来确实挺震撼的，而且也感同身受，唯一不同的是我觉得“奥数”强暴我，而不是我强暴奥数，被强暴和强暴的感觉一样糟糕，我看透这点，证明我真他妈的是个天才。

　　六年级余下的日子我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被奥数强暴着，或者可以说是遭到了“祖冲之”“华罗庚”等杯杯们的轮奸，我天天晚上干题干到二点多，这对一个爱写字的六年级孩子来说简直比UFO还奇怪，但我还真的下了狠心默默地承受了，为了小玉，也为了可能继续在那所重点中学和我当敌人的洪涛，奇怪我怎么就不为了自己。

　　过程是光荣的，结果是惨淡的，六年级末年连续发生了四件符合这一定律的事：

　　1.二毛的爸爸经营的小酒馆生意红火，不科遭人砸场子，二毛爸奋起抄起菜刀就把人砍了，幸亏没砍死还剩一口气儿，二毛成了孤儿，你爸一个人跑了，而他妈立马也跟情人跑了，到我小学毕业时他们还没回来。

　　2.洪峰的爸爸陪他在野地里放风筝时摔进了没盖井盖的一口井，那井挺深的，于是他爸的腿成了粉碎性骨折，到我小学毕业时他还拄着拐杖。

　　3.班主任“马大脚”和他的“侏儒”女朋友在城墙边溜达时遭到了蒙面匪徒的袭击“马大脚”誓死保卫他们的订婚戒指没想到他眼睁睁看着女朋友被那帮匪徒们搞死，到我小学毕业时还没抓到凶手。

　　4.我费了吃牛奶羊奶人奶的事废寝忘食不分朝夕结果还是因为“奥数”成绩太差没考上小玉和洪涛的省重点，我特郁闷地考上了和他们的学校隔着大半个西安的市重点，和他们的关系彻底断了线。

　　也许是上帝安慰我，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我考了整个小学阶段的唯一一次年级第一，也当了整个小学阶段唯一一次“三好学生”。但是，小玉不在，洪涛不在，大毛不在，洪峰抱病在家，二毛又逃学了，颁奖礼上的我只看见重归于好的爸妈冲他们的宝贝儿子嘿嘿地笑着，不知为什麽，我觉得自己不应该笑，说实话我也笑不出来。

　　小学生活的结束意味着我该成熟了，我成熟了意味着我该告别童年了，告别童年意味着像我这样傻呵呵的从来不记事儿的孩子又要有意无意地遗忘一些事情了。

　　我遗忘了什麽？还是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台下掌声雷动，像是拍给我听，又像是拍给一个陌生人，谁知道呢？除了我没有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