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事实上，每一步都走得不轻松。

　　王次炤：最后我们着手的是教学改革和教师聘任改革。教师聘任工作也很困难，包括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在内对教师聘任工作都十分谨慎。

　　我院对教师的考核非常严格。从1994年开始，学院开始建立教师考评制度，任何人要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都要经过几个环节的考试，专业考试、教学考试，口试和笔试等。还有个人综合素质考察等等，最后通过全面测评，才能决定是否留用。另外还有一年的试用期。

　　我们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前几年有一个年轻人从国外回来的，拿了一个硕士，条件不是太好，我们考核后第一年没有用他，第二年他又考了，比第一年有长进，当时他提出来，“让我试用一年，看看我的表现。”我们讨论后说可以，一年后学校发现他不仅在业务上、教学上有问题，而且人格、品行也不很理想，我们就辞退了他，也据实写了评语。他就到法院去告了我们，说对他的人生有影响，最后他还是败诉了。

　　在教师聘用上我们建立了一套机制，是要让大家意识到，你是学院的教师，应该把主要精力或者全部精力放在校内。我院年轻教师在外面乐团兼职的很多，教师外出讲学也非常多，这些我们都允许，在对待教师开展专业活动方面，我们有很宽松的政策，否则作为艺术家，没有实践、没有舞台、没有社会交流，自己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国外许多大学，也允许教授一个星期有一天时间在企业工作，这样可以调整教师的教学状态。

　　我们对前四年的工作做了全面的统计，全校大概只有三、四位教师不称职，不能再聘用，这约占全小教师比例的2%-3%，很小的一部分，其余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很稳定的。我问了有些学校，他们是百分之百聘任的。我们虽然只有我说我们百分之几流动，只走了一小步，但是这个3%的步伐我绝对不后退，因为这表明了聘任的机制已近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走第二步、第三步。高校改革，最可怕的是走回头路。

　　记者：一直有人在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级的音乐大师？这跟我们的音乐教学关系大吗？

　　王次炤：这就要说到教学改革。中央音乐学院在全世界音乐院校中影响非常大，是国际比赛获奖比例最高的学院之一。这是国外媒体评价的。国内新闻媒体对我们学院师资力量和学生素质的评价也非常高。但反过来我们在想，为什么中国大师级的音乐人不多？这就不得不说到教育体制问题。

　　讨论现行的音乐教育体制问题，首先要明白音乐是什么？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也是一种人类的文化。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有自身特点，作为音乐教育，它需要设置相关的专业课程。但还必须考虑到，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它应包含哪些知识结构，应该开设哪些课程。所以我提出，我们的课程结构要体现出要音乐、艺术和文化三位一体。调整我们的课程结构，这是第一步。

　　第二就是从教学途径和教学方法上做调整。以前，学院学习作曲的学生和学习表演的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音乐创作、表演和音乐评价是三相关的实践环节，十分需要互补互容。因此，在教学方法上，我们提出创作、表演和接受评价三位一体。在具体实施上，我们采取硬性规定：即要求表演系每一个学生一年或者一个学期必须演奏或演唱一部作曲系学生的新作品，而且要自己去处理；作曲系每个学生要为表演系学生创作一部作品；而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生则要评价作曲系学生的作品和表演系学生的音乐会，这些学实践性的活动都算学分。这样，学校就形成一种个专业相互关联的教学机制。一位真正的大师，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技能，而且他们在学术上也应该有一定的建树。

　　当然，关于中国大师级音乐家的问题，是有历史原因的。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的学生在重大国际比赛包括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等国际大赛都获得了很多奖项，这充分说明我国的音乐教育已进入国际水平。这是一个基础，但我们还需要实践积累。

　　记者：我有个问题，您觉得音乐人才和音乐大师最大的区别在哪？

　　王次炤：大师是在人才基础上产生，很难用精确的概念来界定，但我认为应该是在这个领域中比较完美才的人才能被称为大师。不光是在技能上，还有在文化修养、整体的情感高度等方面上，大师都应该是比较完美的。另外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大师不是学校培养的，学校只是为将来大师的出现做最基本的培养，为大师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

　　记者：实际上，教学改革面临的挑战中有一项是处理历史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音乐学院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王次炤：我们的教学改革每走一步都要很谨慎，首先要尊重历史，保持传统特色，把传统丢掉不叫改革，而叫毁灭。教学改革的出发点不是因改而改，而是先要看清楚现有体制长处在何处，弱在何处，弊端在哪儿，这样改革才不会盲目。自从我担任学院领导以来一直强调不要割断历史，中国的教育发展和中国的艺术教育都不能割断历史，中央音乐学院同样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任何改革都不能丢弃好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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