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关系到千家万户，要变化，必须广泛征求意见，不能说全民公决，起码要有广泛的论证程序。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著名教育专家朱永新教授12月1日作客新浪，与《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先生聊天时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在进行决策时，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学生代表、家长代表、人大政协的意见。一个好的高考制度，应该非常透明，非常公开，要经过广泛论证程序才出台，要有一个科学的决策机制。

　　朱永新教授认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怎么改，一定要倾听民众的声音。以下是朱永新教授与熊丙奇先生的对话。

　　熊丙奇：教育领域见分不见人的现象已经有很多年了，这方面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您认为这些改革，包括您正在推进的新教育实验，成效怎么样？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的改革，没有高考制度的改革，基础教育的改革效果是很小的，您怎么看？

　　朱永新：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从大的方面来说，整个中国教育问题的牛鼻子是高考制度。现在高考制度牵着中国教育走，大家把高考作为衡量一切最重要的标准，衡量学校，衡量教师，衡量学生。我曾经讲过，“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考试不改，高考不改，教育难新”。所以，高考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中国高考制度需要深刻的变革。另一方面，高考制度尽管存在，在这个框架下，我们也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像我们所推进的新教育实验，我们倡导教给学生有意义的东西，提出要“营造书香校园，聆听窗外声音，师生共写随笔，双语口才训练，建设数码社区，构筑理想课堂”。这些已经改变了很多学校的状况，提升了学校的品质，也改变了教师的行为方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因此，我想，一方面我们可能从国家的层面、制度的层面来推进高考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我们自身要寻回教育本来的价值和意义，立足于课堂，立足于学校有所作为。

　　熊丙奇：这种立足学校的改革是不是能很大程度上改变见分不见人的情况？还是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

　　朱永新：制度的问题要用制度解决，制度问题仅仅靠观念是很难变革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期待着能够有一套比较好的高考制度。

　　熊丙奇：这套好的高考制度具体的设想如何？

　　朱永新：第一，应该取消高考的文理分科，就意味着中学就不应该搞文理分科的教学。我国的中学理科难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样一来，大量学数学、学物理学不下去的学生就改学文科，学文科的就成为了二等学生。而且分科以后，由于应付高考，理科的不学人文和社科的知识，文科的很少学理科的知识，这就造成大学要补中学的课，就造成我们现代的大学生知识面非常狭窄，在大学里面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不懂，自然科学写的字没有人文的情怀，今后我们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真正的大师是要文理综合，要有广博的知识的。我觉得数理知识没有必要学那么细，不要按照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来研究，他们可能有所不同，事实上，80%以上的人都要做普通的公民，对他来说，作为一个公民最需要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熊丙奇：您觉得这一想法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朱永新：这是可以实现的。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是文理不分科的。我也会将建议正式提交国家教育部。另外，高考应该增加考试次数，现在很多学校高二就学完所有的课程，我主张多考两次，因为毕竟现在的高考还有相当多的偶然因素。另外每门功课的分值也不一样，现在很多都是搞三加小综合或者大综合，每门课的分数不一样。这次你可以选择数学和物理的组合，下次可以选择物理和化学的组合，你可以选择自己最好的组合给大学，这样录取率就会高很多，也会减少偶然因素。

　　熊丙奇：现在有一些省市已经尝试不一考定终身，在秋季高考之外还有春季高考。但是，现在反映春季高考不受学生欢迎，要搞不下去了。

　　朱永新：我们要进行多次考试，需要整体配套，是全部高校都认同各种考试成绩，而不是少数几所学校参加某次考试的招生。另外，我觉得考生的档案可以直接提交给学校。而且全国一张卷子也不是好办法，我主张重点大学应该考联考，比如清华、北大、南大等等进行联合招生考试，他们的难度可以高一点；有的大学不要考试，像上海、北京、苏州这样的城市，一些社区性的大学，我觉得就可以不需要考试，就可以拿着高中毕业证书到学校去，宽进严出，进到学校后学校再淘汰，这比把所有的精力都压在考试上要好得多。

　　熊丙奇：可是，就目前而言，在我们这样的教育体系里，如果他分数低，他进入某一所社区学校，他就会被社会认为是不成功的。另外，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不成功的，于是就自暴自弃。

　　朱永新：我主张我们应该设计一个很完整的立交桥，就是学校之间随时可以流动的，有的学生不经过高考可以进入社区大学，只要他你在这个大学里发奋学习，也是来得及的。就是说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新的机会。他可以升到另外的本科大学读书，在另外的本科大学学习比较好的，也可以免试到更好的大学去拿文凭。我们还要看到，每个学校定位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才华，就是要在一个领域里做优秀，过去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就是鼓励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最优秀，最卓越，他同样可以享受乐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主张考试要由中介机构做，政府不要做。让中介机构做，中介机构去竞争，才会发展出真正好的考试。因为你发展得不好，没有人用你的，你这个公司就要倒闭。

　　熊丙奇：同样的问题，我们关心实现它的可能性有多大？要多长的时间？

　　朱永新：这取决于教育部门的决心。不是我们没有做过，这些游戏我们解放以前就玩过，解放之初也玩过，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这么做，我们把游戏规则拿来，针对中国的国情修改就可以做。

　　熊丙奇：我们针对高考制度改革的探讨其实很久了，多次提出来要多次考试，要改革录取方式，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还是犹豫不决？

　　朱永新：就是害怕出事，这个事情太敏感了。越是害怕出事，矛盾就越来越多，问题越积越深，这就造成大家现在不约而同地都把眼睛看着高考。不仅仅如此，包括新课程的推进也受到影响，现在高中新课程在全国各地正在落实，新课程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理念，但是这些理念与高考怎么配合却有很多问题。100多门选修课，你推出了但学校根本不会开，因为这和高考根本没有关系。

　　熊丙奇：有很多家长反映，现在每个省市高考制度的变化很快，每年都在变，学生和家长很难适应，他们呼吁是不是我们的高考要相对稳定，不能老是变化。

　　朱永新：我赞同这个想法，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动。我不主张大家马上动，要想好了再动，动了以后不要老变，很多事情没有想好就动了。高考关系到千家万户，要变化，必须广泛征求意见，不能说全民公决，起码要有广泛的论证程序，教育行政部门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学生代表、家长代表、人大政协的意见。一个好的高考制度，应该非常透明，非常公开，要经过广泛论证程序才出台，要有一个科学的决策机制。

　　熊丙奇：现在有些地方的改革，似乎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也成为一种政绩。有些教育政策就是几个人拍脑袋拍出来的。

　　朱永新：我们所有教育的问题，都和教育每个决策有关。一个政策从一个方面来看可能有它的合理性，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可能就有它的负面作用。我们在看到合理性的时候，更要看到它负面的作用。我们要建立中国教育决策科学运行机制。在国外，你要进行教育改革是很难的，在英国，一个改革出台至少要十年时间，比如说改一个考试，那就得听证、调查、出蓝皮书搞很多的名堂，最后才能通过。我们现在改得太容易了，说改就改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我宁愿改的慢，改的准一点。

　　熊丙奇：您觉得我们的改革可以怎样进行？

　　朱永新：我们要鼓励区域性小规模的学校改革，以此来发现典型，逐步推广，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说我们的领导更多注重民间的改革，民间的智慧，他们会变得更聪明，他们决策会变得更有成效。因此我觉得要多听听民间的声音，多倾听教师的意见，倾听孩子们的意见，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也是最有成效的做法。所以说，宁愿走慢一点，少走一点歧路，少走一点错路。

　　熊丙奇：我们一定要学会倾听，倾听改革中人的声音，尤其要听学生和老师的看法。

　　(编辑：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