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我们现在学生压力很大，学习都是为了去找工作，哪还考虑我们自己充实自己其他的素养，可以能够全面发展，都是希望拿到证书，考出优秀的成绩，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刘西拉：这些问题要把定义弄清楚，在我们学生里面，恐怕我们要这样来定义。你刚才讲的东西是文化素质、道德修养，这个东西是属于整个精神文明的一个总体，所以我愿意讲文化道德这是一个整体。但是，我们有一个错觉，我只要知识高了，我就有文化了，我就有道德了。知识只是整个精神文明当中的一部分，精神文明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部分，如文化道德，知识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当时在清华提出要搞绿色校园，我就提出来，清华在变成绿色校园之前，首先要变化一个有文化氛围的校园。文化不等于知识，知识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有的博士生取自行车，自行车一排排停在那里，他把自己的车一拿，把别人车都碰倒了，他骑车就走。应该说，这个博士生可能很有知识，但是他没有文化。我在清华有很多老工人，在帮我们教师住宅搞水管维修，你打个电话给水维修，他就来了。那么大热天，到了就给你修，钻在水管下面，完了连水都不喝。说你签个字，我就完成了，我还要去做下一个。你会就感觉到他文化修养很高，但是他不一定有多高的知识水平，我们不要把知识和文化混在一起。你刚才讲的那个学生，他可能是一流大学的学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多少文化。这个就是我讲的，教授就一定有文化吗，教授如果只有知识，如果他带人接物不能为别人着想，他也没有奉献精神，能说他有文化吗，不能一概说大学教授都是有文化的，我们还要具体分析。刚才讲的道德文化修养这一部分，都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会讲外文就有文化，现在大学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西装革履，随口吐痰，我们校园就有。我几次就想停下来告诉他，你这个就是没有文化。

　　熊丙奇：这种现象在大学校园比较普遍，乱踏草坪，随地吐痰，插队等等。

　　刘西拉：交通大学有很好的校风，就是乘班车时“老年高知”先上，我觉得这个很好，在北京还没有遇到，这是很好的校风。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赶车，我也看到一些年轻的教师不顾以前的老教师，硬挤到前面抢位子的。有时我就要说，“请注意，这是我们交大的好风气，不要连这个好的风气都保不住了。”

　　熊丙奇：素养是一个群体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大学上有很多没有文化的现象，我们有些青年教师也有很多不文明，没有文化的现象，教授中也有很多没有文化的现象。所以大学生的道德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一个社会问题。

　　网友：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与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的素养如何，是不是比他那个时候的素质还要差，包括理想、知识等等各方面。

　　刘西拉：这是不同时代培养出来的人才，还不能完全直接对比。因为，我们那一代是怎么成长的，当时只有一个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就是一个主义，一条道路这么教育出来的。所以，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同学中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敢在自己的分配志愿表上写，第一志愿到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的。我们那班的同学，我记得第一志愿都是大庆，因为当时大庆刚刚开发，我们是63年初毕业的。第二志愿多去西北，什么地方呢，随便。为什么呢？我记得，那时我们同学讲，“如果那时写上海作为我的第一志愿，我会抬不起这个手，落不下这枝笔，我会觉得羞愧。”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就是这样训练，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呢，门打开了，各种各样的思路都有，各种诱惑也多了，物质的、精神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东西也多了。这时我们能不能认准我们这一辈子还是要为中国、要为自己的民族多做一点事情？如果还有这个观念，这就很优秀。我们是这么教育出来的，教育得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如果没有我们那批人的工作，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我们现在要有一批新的人建设我们的国家，他们人认准社会主义的道路跟我们那时不一样，现在他们的理解更加立体和更加生动。他们愿意出来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精神，不是从一个主义理解，他们是从整个历史长河，从社会范围里看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他们比我们那代的了解就要深入多了，他们做起来那个能量发挥起来，也不会比我们那代差。不能说我们那代就是觉悟高，现在就是觉悟低，这样不公平。因为，他们现在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会想的非常具体，而且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更深入，比我们那时更加的深入。

　　熊丙奇：现在我们大学生素养问题还是一个很广的概念了。今天的大学生素养，其实我们很多人还讲，其实是在补以前中学或者小学的课。现在大学生里面不文明现象不是现在有的，是以前有的。

　　刘西拉：我自己感到我们的道德、文化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开始，都有待于加强，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传统有很悠久的历史，因为文化大革命，曾经把我们整个的东西割断了，把教育割断了，要重新建立起这个系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割断的十年当中，又已经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都在岗位上，他们接触到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东西相对就比较少，他们现在又要再教育下一代，他们自己就要补课。应该说这个东西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后果，这个是需要我们一代、两代人去补上去的，这个需要花时间的。我觉得我们小学、中学现在教育还是不够的。做人的教育不够，不但不够，甚至我们学校还在弄一些不好的东西影响在影响学生。

　　我说一个例子，为什么现在学生作弊比较多，我在学校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你就是打死他，他都不作弊。现在不作弊，好像觉得吃亏了。在我们中国南方有一个很著名的小学，我遇到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很好的小学，今天要上音乐课。因为过两天以后有人要来检查这个小学的音乐教育，因此学校就给这帮学生先上课，先教他们一段时间，把一个新歌教得基本会唱。然后就告诉学生说，等代表团来检查的时候，人家要问你，就说是第一次学唱。实际上学生预先学过了。小学生就不懂，回去就跟妈妈讲，这个不是在弄假吗？这种事情，请问一下，各个中学小学里面有没有？我看不是极个别的现象。这种做假现象，在儿童的心灵里造成的摧残有多严重！小学校长和教师，为了你们自己出名，你可以完全不在乎道德准则，可以任意损坏儿童的心灵。你是什么教师？你是什么校长？你应不应该下台？

　　熊丙奇：这种孩子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也会做假的，会以这个东西为荣，不会以这个为耻的。

　　刘西拉：这种事情都要在校学、中学堵住，这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名利做这种事情的。

　　熊丙奇：你刚刚谈小学的例子，你能不能结合你接触的大学、老师的例子，他们对学生作弊等不明现象的影响，有没有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刘西拉：从我这里来讲，我在清华，大家都知道，给研究生上核心课，我不及格的比例是较高的。我在补考期间抓到过作弊的，而且一点不客气，必须是零分，否则不是清华大学。有两个曾作弊的学生来找我，我说，这是清华大学。我们的刘先洲副校长考试，你要交考卷，必须在打铃声以前交，打铃一结束，等老师一走出教室，你再交来，会当场撕掉。我那个课到了最后，因为大家怕不及格，很多学生想听我的课，课堂上坐着听课的很多，真正修学分的，只有比较少的人。我想，这些修课的学生都是硬家伙。学生本身有一种心理，我想要你的知识，但是我怕你的考试，还是勇气不够，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样，我课还是这么教，因为我是比较的，我教了十几年这个课，这个课在什么水平我很清楚，我并不是有意提高水平，我还是保持跟过去水平一样，是你的水平不够，当然不及格的人就多。从扩招研究生以后，明显不及格的就多。因为我不能降低要求，降低要求是对国家不负责任。你可以不修我的课，这是你的自由；既然你选了我的课，我的权利就是保证你跟过去的学生有一样的质量。

　　熊丙奇：选你课的学生在整个学院里面踊跃吗。

　　刘西拉：在清华总的来讲，我教的那些研究生还是愿意面临挑战的。有的甚至会这样的，他听你一学期的课，第二年再考你的课。学生哪能不想自己真正得到提高。

　　熊丙奇：我们不要把学生逃课，不爱学生的责任推到学生身上。

　　刘西拉：最无能的教师才把这个责任推到学生身上。你怎么不把你的课讲得把学生诱惑回来？你干什么了？你这方面动脑筋了没有？你整天怪学生，学生迟到，学生上课不好好听讲。学生上课迟到是什么原因？研究生班就是30多个人的课，你上了两三堂课你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如果你叫不出来，你连学生都不了解。上课，你敢不敢提问，那个学生好和不好你能分清楚吗？分不清楚你是一个合格的老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