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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比如说只要有博士学位的，他自己有课题，有人愿意读他的博士，他就可以当博士生导师，如果放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杨东平：这个培养的质量就可能更加水了。中国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缺乏一个过程和一个目标的控制，所以我们控制这个门槛入门很难，入门毕竟也是一个控制，因为控制入门比过程的控制和结果的控制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你的学生毕业，你说这个学生好，那个学生不好，很难评价，甚至同一个系统大家看也不一样。但是入门的值相对而言容易控制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低水平的管理方式，但是它适合于我们现在的。

　　熊丙奇：很多人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把精力集中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上，我国研究生入学，采取集中笔试，而且基本上由笔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这其实并不利于研究型人才的选拔。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笔试的卷面成绩为标准，而是通过面试来选择，很多人担心会产生更大程度的教育腐败，会有人用入学权来进行交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杨东平：在现在的情况下要取消笔试这种说法可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面对的规模太大，考试还要讲一个效率，每个人都要花半小时去鉴别成本是很高的。

　　熊丙奇：我花这么多的时间总比招不是很合格的人来说成本要低一些？

　　杨东平：现在通过第一道笔试，第二道面试理论上讲还是可以的，经过这两道门槛，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会发现不见得一定能够选拔出非常好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生的生源的质量仍然是一个问题。

　　熊丙奇：现在关于研究生的质量有一个说法，一个本科生毕业之后容易找到比较好的工作，他基本上不选择读研究生，如果读研究生都要到国外读研究生。反而是一些二流、三流学校的学生，有的学生把学校分成一流二流三流，二流学校、三流学校的学生考研的积极性却非常的踊跃，这是不是一个影响研究生质量的因素？

　　杨东平：这个问题最近中国青年报有一些报道，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熊丙奇：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解决？毕竟我们国家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来读研究生、博士生，来做最好的学术研究。

　　杨东平：我想以后对学术型人才的鉴别和选拔更重要的还是在博士生阶段，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从社会的观念上已经逐渐的把硕士生阶段降为一个通俗化了，就是视为是一个比本科稍高一些的文凭，很多人确实不把它作为一个研究性的岗位去看待的。

　　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在1981年我们国家建立学位制度的时候，那时候研究生的数量全国才几万人，硕士生就已经是高级学位了，当时也建立了博士生的学位，随着现在整个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博士生成为了一个宝塔尖，硕士生他的学术定位确实也在下降，它的学术含量也在下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就是说有它的合理性，比如说在这么一个学术的金字塔上，它退居比较次要的位置，随着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的扩大，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熊丙奇：可能今后的博士生定位要有比较清晰的定位？

　　杨东平：在198几年的时候，只有几万人的博士生他是精华中的精华，当时的博士生的制度建立是模仿苏联建立的，我们的硕士学位是按照苏联的副博士的学位来要求的，这个要求跟西方国家比是偏高的。

　　熊丙奇：我们感觉在其它的国家读硕士很容易？

　　杨东平：一年到两年。

　　熊丙奇：而且他们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近年来关于研究生和导师的矛盾，可谓日益突出。有的学生说导师很忙，无暇指导自己；有的认为导师根本没有课题给他们做，难以学到东西；还有的学生反映导师把他们当做廉价劳动力，自己就是导师“老板”的雇员。导师和学生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杨东平：理想的概念当然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一个导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在很多应用的学科尤其是像电脑、信息技术、环境设计等等这些市场热门的领域，教育利用学生为自己打工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当然这个事情也是分两个说，对学生来说，参加一些实际的项目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这里面要有一个度，就是学生有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教育和经济的补偿，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