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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过去5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年递增的速度是平均26.9%，目前研究生规模达到80万，而根据有关规划，未来5年国内，在读研究生规模将再增100万，达到180万。我们中国的研究生规模是不是发展得太快，太离谱，以至于造成研究生群体的快速贬值？

　　杨东平：我个人认为研究生不要这么大规模扩张的，研究生的建设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需要短时间规模和数量的增长来显示进步，我个人是不同意现在大规模的扩张方案的。

　　熊丙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照教学的规律来看，按照我们的办学规律来考虑，我们的招生规模为什么会这么快的速度？

　　杨东平：现在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学本专科生的扩招，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本专科扩招的规模合速度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现在这些大量的毕业生要寻找一个出口，所以教育部也提出研究生也要扩招，可以分流一部分的研究生。这种考虑问题完全不是从教育本身来教育的，是为了迁就已经造成的这种局面。

　　熊丙奇：很多人都把这种考研作为一种就业缓冲，但起到的效果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你认为考研可以减缓就业的压力吗？

　　杨东平：以后扩大成100万的话，就变成几分之一的容量了，作用就比较大。因为现在每年本科生招生400多万，以后我们每年研究生招收达到180多万，可以有很大的分流，可以缓建就业的压力。但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完全不是从学科和学术的角度出发的。

　　熊丙奇：导师力量的不足被认为是难以保证研究生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一般的导师带的研究生、博士生，至少有二三十人，多的五六十人，个别的甚至上百人。这种导师能导好学生么？

　　杨东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知道在很多的重点大学一个导师带几十个研究生，这个情况确实相当的普遍。因为师资的培养，不可能像招生那么快，我觉得这种说法本身是违反教育规律的，违反学科建设的规律的。

　　熊丙奇：现在的导师不够，一般来说现在的学生比较多，如果再扩招的话，可能今后的研究生规模比现在更大，导师的培养却也不是短时期能解决的，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解决研究生扩招而导致导师数量不足的问题？

　　杨东平：按道理应该说根据导师学科的能力来制定招生的规模，现在道理倒过来了，这个道理本身并不复杂，你有多大的培养能力招多少学生，现在供求关系现在是颠倒的。

　　熊丙奇：现在有些学校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在企业里面建立一个研究生培养基地，企业里面高级工程师被学校聘为兼职的导师，学校里面再聘一个作为副导师，这样通过企业的力量可以减轻研究生导师不足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合理不合理？有人认为不合理，他认为在企业里面工作的人并不具备这种导师的资格？

　　杨东平：这个有一个合理之处就是实现产学研的合作，把学校和企业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据我所知，这个做法是用来培养工程硕士的，是培养实用型的。所谓工学硕士用这个模式培养可能有一些问题，因为两者培养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应用型的，后者是学术型的，来自企业的现场的工程师不一定能够对学术型的课题和指导能够非常有效。当然不排除个别的，这是从总体而言。

　　熊丙奇：可能在选择导师的时候，可以解决一点，但是很难从基本上解决。

　　杨东平：在国外有一个比较制度化的渠道，有很多获得高级学位的工程师可以定期充当大学工科的教师，当然他的资格是经过鉴别的。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过去也没有解决好，就是有工程学历的不一定当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并不一定有工程经验。

　　熊丙奇：企业里面的工程师实践能力比较强，理论能力比较弱，而学校的老师理论能力可能比较强，实践能力却不足，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一个互相的补充。但是如果一个做正导师，一个做副导师也有问题，学生的责任谁来负责？

　　杨东平：这可能是个别学校的具体的做法，我个人感到没有很大的普遍性，可能需要尝试和探索。

　　熊丙奇：还有一个做法是，现有的导师数量不足，本来博士生导师是一个岗位，现在却把它作为头衔，如果把这个头衔打破，我们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可以当博导的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杨东平：在国外有这种现象。但是中国的情况虽然它现在的这种博士生导师的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制度到底怎么放开，也有问题，如果你一放开所有的人能到指导博士，这个问题会有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