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理解我那时的执着吗？那种激情在我内心里膨胀，膨胀，似乎预示着我在突然间长大了。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固执与其他年代的孩子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我们更直接，更不顾一切，更洒脱。”朱青雯扬了杨眉毛，看着我，神情坚定。

　　有很多人说，我们这代孩子的生活轨迹像五彩斑斓的抽象画，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寻，事实上我理解的青春就是这样的。尤其是进入大学以后，包容的空间使人人都在追求特立独行，而且超级自信。我的与众不同就使我卯足了劲儿，去实现我的外交官梦。

　　为此我拼命学英语，练口才，参加各种活动锻炼自己的应对能力。花钱报名听各种讲座，参加名目繁多的培训班。但是很快我的劲头就松懈了下来，我发现虽然我身处国际关系学院，但是除了我，大到学校领导，小到身边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将来会和外交官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就是挂在国际关系的招牌下，所学的是几本沿用了几十年的普通教材，即使我通篇默背，也没什么用。我的这些努力招致了无数的嘲笑和讥讽，甚至我在咨询一个资深教授时，他硬邦邦地抛给我一句话，“想做外交工作，凭的是能通天的关系。你还是想想怎么找份薪水高的工作吧。”

　　我突然认识到很多东西不是盲目努力就能得到的。大学生活一下失去了方向，我这才意识到我其实一直顶着一个坚强的壳，内心却很脆弱。我学着像其它女孩一样，躲进了爱情的堡垒里。我交的第一个男友是一个高我两级的校广播员，北京人，父母都是高级干部。因而他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性格很淡漠，但是和我很谈得来。我是先迷上他的声音后才爱上他的人，但是等我冷静下来时，我意识到也许恋爱的最初，我是想攀上一棵大树。我突然为自己这样透明而直接的功利心理感到羞愧和害怕，一遍一遍问自己：“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背景，我会这样努力地爱他吗？”

　　慢慢地我喜欢上了这样的恋爱状态，在我们深入交往的第一天开始双方就几乎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将来某一个人不爱对方了，会在第一时间坦白给对方，另一个决不能纠缠。我们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至于未来怎样，吴名庆用一句

　　我的初夜是和他在离学校很远的一家情人旅馆里度过的。他带我“开房”的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新奇与不安。那不是他的第一夜，他很娴熟地让我体味到了性爱的美妙，在他逐渐进入到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流泪了。他体贴地问我怎么了？我微笑着说，“我哭只是感激你。”我说的话发自肺腑，对性的懵懂与希翼，早已经使我们摆脱了初夜之类的束缚，什么责任，什么奉献，已经在体味这些欢娱的时刻里统统被我打倒了。如果这是生活应有的细节，我觉得它远比我的外交官梦更真实。

　　大二那年寒假，因为爷爷生病，我就回了山东。我每天都给留在学校里的吴名庆打电话，我和他开玩笑：“我知道你闷，我不在时，你尽管找个妹妹陪你。”他一点也不示弱，“哼哼，放心，你以为我没有吗？”有一次我果然听见了一个女孩的声音，那个女孩抢过电话去，“猪头，放心，有我给你看着呢。”是我同宿舍的死党倪妮，她是个妩媚快乐的北京女孩，为了考研报了学校的辅导班。

　　过完年返校，我憧憬了很久的重逢场面变成了一个猝不及防的告别会，他站在昏暗的路灯下对我说，“我们分手吧，我爱上别人了。”那句话像刀一样刺中了我，我表面上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她是谁？”他犹豫了一下，低声说，“倪妮。”

　　生活总是有着蹩脚的套路，却又隐藏一个个伏笔。说我不难过是假的，但是我的确努力用最快的速度忘了这件事情，我甚至依然和倪妮维持着很亲密的友谊。大三那年为了报考北京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已经成了某部委

　　我听见自己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我想恨，恨不起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淡化了很多本应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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