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焱彦

　　看着校园里忙忙碌碌的身影，黄先胜感慨地对伙伴说，“将来也要让孩子念大学!”他正立在泥坑里，竖着铁锹观望周围。老黄和他的同事们在武汉一所高校从事施工工作，用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他们是民工。老黄来自四川，他不是唯一有这个想法的民工，和老黄一起工作的人都很羡慕大学生的生活。他们大都已成家立业，孩子从念初中的到刚出生的都有。

　　民工：“大学生的心地很好！”

　　在这个施工队中，不是所有人都成家育子，陈永贵今年19岁，他已经离家达3年。就在校园里的大一新生念高一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用体力换钱了。

　　“大学生娃娃没什么了不起的，不会赚钱，只会花钱。” 陈永贵认为，就他看来，他所看到的大学生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耍朋友”(编者注:就是谈恋爱的意思)。“经常能看见男娃勾着女娃到处走，要么走在路中间，要么往人少的地方钻。”

　　在武汉火车站广场上，记者采访了几位民工。“大学生的心地很好!” 来自湖北樊襄的老张说。1月28日早晨六点半，老张来到上海火车站售票处。在售票窗口前，他搜遍了全身所有口袋，也只找到了10几元钱，而到湖北樊襄硬座车票80元一张。当时在学生窗口前排队买票的几名大学生目睹了这种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凑钱为他买了车票。

　　记者对武汉四所高校120位民工进行了口头调查，所记录的数据如下：认为大学生是“好学生”的民工有59人，比例占49.9%，认为是“坏学生”的有9人，比例为7.5%，认为“表现及格”的有52人，比例为43.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认为，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的边缘化不但体现在收入、福利、住房等方面，还体现在人文发展状况上。他认可并鼓励作为未来栋梁的大学生关怀民工这种行为。

　　大学生：“民工不可理喻”

　　“我觉得民工总能和‘盗窃’和‘强奸’之类的字眼联系起来。”武汉科技大学大二学生孙协认为，“上学期化学学院就有一个女学生在下自习后被几个民工轮奸。”当记者问到他是从哪个地方获得这个信息时，他表示来源于同学之间流传的说法。

　　记者调查了数十名同学，询问有关民工的“不利信息”(如“盗窃、强奸、抢劫”)等从哪个渠道得来。大部分同学表示是从别的同学那听来的。这个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口头传播”。“在经过很多人的口头传播后，信息的失真度会越来越高。”一位传播学研究者表示。还有一部分表示是从网上的帖子中看到的。但这个渠道的信息往往容易出现问题。2004年11月，广州某大学一位大三男生就在网上散布“广州大学城民工色魔”的虚假信息，引起人心恐慌，最终被公安部门逮捕。还有一种渠道就是媒体，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关于民工犯罪问题的报道充斥荧屏与报端。

　　“我就不明白那么多人涌进城里有什么意义?”武汉大学大三学生张泉认为，“城里钱就有那么好赚吗?我们找份工作都难，别说他们了。一群不可理喻的人!”“不要让打工者有不公正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驳斥了张泉一类大学生的看法，“近来，分层、贫富差距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社会争论和社会冲突，对此，我们要十分小心，应尽量缓解社会矛盾。”

　　根据记者在武汉四所高校所发放的200份问卷调查显示，在“民工是这个城市治安的隐患”的选项后，有145人划了勾，占72.5%;认为“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的人有37人，占18.5%; 还有18人认为“民工是否存在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没有意义”，占9%。

　　周刊评论

　　被妖魔化的民工形象

　　曾几何时，民工已变成了一个暧昧的词儿。“欺骗、自杀、跳楼、爬塔吊、赌博、……”成为媒体报道中的描述民工形象的常用语。

　　可悲的是，个别媒体捏造的民工形象已在公众中扎根发芽。笔者惊奇的发现，日常生活中关于农民、民工话题的街谈巷议的话语体系中，民工已是“艰辛、勤劳、卑下、非理性、低人一等”的代名词。

　　不可否认，由于教育程度、文化程度、家庭教育等原因的影响，进城打工的农民身上存在着许多城里人看不惯的生活习惯、生活习俗，但是，这些习惯却是他们生活经验的积累，是社会赋予，是城乡二元格局对立形成的，而不是他个人赋予他的“个人文化”。社会要现代化，农村要城镇化，民工要随乡入俗，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要废除。在此过程，城里人、新闻媒体应帮助民工、教育民工养成现代大都市所需要的生活习惯，而不应该嘲笑、丑化他们原有的适应田园生活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在城市和乡村间制造新的城乡文化二元对立格局。

　　如果走近他们，哪怕只是浅浅地聊上几句，他们的劳累、愁苦、自尊，就会强烈地呈现出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生活条件的恶劣无知无觉甚至乐在其中，他们强烈希望改变境遇的愿望，理应得到社会的善意的回应。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版学生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