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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也怪，头一天上课我就起晚了，早自习没能上。早饭后我去学校时内心很是不安。临走时奶奶从衣兜里摸索了半天才摸出一把小刀，说是留我削铅笔用。那把小刀也不知是从哪儿捡来的，刀身锈迹斑斑。我跑到萍姐和霞姑家，发现她们早已经走了。我只好一个人抄近道，撒腿往学校跑。风在耳畔凉飕飕地吹着。沉甸甸的书包巴掌似的直拍打我的屁股。

　　我一口气跑到教室。萍姐和霞姑她们已靠近南窗口坐下。由于我没来上早自习，所以前面几排已没了空位。我只好跑到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班里的同学我大都不认识，时不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尤其是坐在我周围的几个人，陌生得让我无所适从。可能是互相之间不太了解，我们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掏出课本和文具盒，把书包塞入桌洞。然后用奶奶送我的那把小刀开始削那支刚买来的铅笔。可这把刀的刀口钝得像块木头，削着削着，笔铅就啪的一声断了。再削几下，又断落一截。我停了下来，眼睛盯在我前面的那位女孩的文具盒上，那里面有只精美的铅笔刀，旋转的那种，就是把铅笔插进孔中，轻轻旋一会儿，就像刨木花似的把铅笔刨得十分光滑，铅也十分细。

　　我碰了碰那位女孩，怯生生地问道，把你的铅笔刀借我用一下，行吗？她转过头，用一种很陌生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转过头去，把文具盒塞进那件很漂亮的书包里。我碰了一鼻子灰，心里酸溜溜的。再向左邻右座的两个男生借，他们都爱理不理地把我回绝了。我感觉这有点不可思议，他们干嘛都不愿把小刀借给我用呢？我又不会把它们弄丢弄坏。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不觉得鼻子一酸，委屈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落。我赌气似的边流泪边削铅笔，铅笔越削越短。本来长长一支铅笔，结果被我削成了粉笔般大小。

　　上课铃是什么时候响的我都不知道，我只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抹个不停。胡老师走到我身边时我也不知道。她轻轻地问道，李渔，你怎么啦？我抬头看了看她，喉咙好像被一块橡皮给塞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生锈的小刀和半截头铅笔。眼泪就涌了出来，也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偏就这么不争气。她看我那半截头铅笔，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她快步走到宋棵跟前，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回到我跟前，把一支崭新的铅笔和一只精致的铅笔刀递给我。我感激地望着她，她笑盈盈地看着我。可我的眼泪又不争气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紧接着我和大家一起上课。我的第一节课是在激动中度过的，可接下来的语文课又让我陷入莫名的困惑与孤独中。

　　曹老师看着我的那一刻，脸拉得比裤带还长。她说李渔你给我过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惴惴不安地走到她跟前等候发落。她拿起讲桌上的教杆照着我的头狠狠敲了两下。我慌忙用双手抱住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她说你把手拿开。我不吭声。这样一来，那教杆又毫不留情地落在我的手上。我垂下双臂，哇地一声号啕大哭。我的头和手臂痛得全没了知觉。她狠狠地说道，不许哭。我的哭声被迫中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了一地。我胆怯地看着她，只敢低声抽噎。她说你早晨干嘛不来上课，人家都能来就你不能。我还在抽噎。班里面静得要命。她说你回到座位上去吧，站着听课。我在座位上站了整整一节课，也抽噎了整整一节课。她在前面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进去。

　　一连几天过去了，家里人对我偷钱的事还是一无所知，我暗暗松了口气。谁知就在这时候叔叔又把我拉到那个死胡同里哄我再去偷家里人的钱，他口口声声说我那天给他的钱还不够用。我只好跑回家又抓了把硬币给他。

　　在班里面我跟周围的同学还是不太熟悉，彼此很少答话。那种陌生感和孤独感就好比影子似的尾随着我。这种陌生感和孤独感只有在周末的那天晚上和周日那天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时，我们会兴高采烈地玩些游戏，比如木头过电、捉迷藏、弹琉蛋、大刀砍、敲雪茄、过家家、抽陀螺，那游戏多得能装上几箩筐。人多的时候我当然会说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谁动谁就输了。要不我们就玩木头过电，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一般情况下，几棵树相距不远，要是一方抓到另一方，那另一方就死了，站在原地等同伴来救。要是全都被抓住了，那就表明另一方输了。双方就要调换位置。有时候我们简直都玩疯了，一个人撒腿在前面跑，一个人在后面追。前面的人为了不让自己被后面的人追着，就撒开腿满庄跑，有时甚至跑得很远很远，再回来时游戏早已经结束了。要是玩捉迷藏就更有意思了，有的人一口气跑到打麦场上的干草垛里躲着，有的人则干脆潜入自家门前的那口地窖里。眼下地窖是空的，里面阴暗而潮湿，散发着霉烂的气息。一旦红薯(我们管它叫白芋)收获，地窖就派上用场了。捉迷藏的家伙实在找不着替身的羔羊，干脆屁也不放一个就跑回家睡觉去了。害得那些傻瓜实在憋不住了爬出来也找不到一个人。这样的游戏总是有始无终，至少不像大刀砍这种游戏有始有终。这种游戏有时连大人也会加入，一边一队，相隔十多米远平行站成两排。一方喊大刀砍另一方喊胡椒眼，接着一方喊南河沿另一方喊上刀砍，然后一方喊比一比另一方喊看一看，最后一方一锤定音：单逮谁谁(必须指名道姓)会跑的。喊到谁谁就要吐口唾沫搓搓手掌，拉开拼命要闯的架势，猛冲向对方其中两个牵在一起的手臂。冲开了就从缺口处顺手拉一个回自己队来，闯不过去就算输了要留在对方的队伍中。当然，有时也有人故意闯不过去，从而留在对方。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叛徒。一旦哪一方的人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那哪一方就输了。至于弹琉蛋、敲雪茄、抽陀螺则是我们男孩子的游戏，女孩子很少参与。这些游戏在夏天我们玩的最疯狂，当然在春秋天也免不了。到了冬天我们还会有冬天的游戏，比如堆雪人、打雪仗，或者在冰冻三尺的河流上溜冰。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周末以及节假日我们可以尽情的玩，没人会约束我们，顶多被家里人抓回去做作业，但回到学校就什么都完了。曹老师三天两头找我算帐，就是屁眼大的一点小事她也不会放过我，每次都打得我头晕耳鸣脑胀。对一个生性顽劣倔强的孩子来说，惩罚将意味着更大的反叛！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周边的秦欲晓、李想、孙洋他们都混熟了，有时面对他们感觉就像是面对自己的身体。秦欲晓是南面小秦庄的，顺便提一下，小秦庄属我们李庄村大队管辖。他老实巴交的，整天寡言少语。李想跟孙洋就不同了。李想的家就在我家的东南面很近的，他姐姐也在这所学校上学。孙洋这家伙是外地人，眼下在他姨妈家吃住，他姨姐李慧和我们同班。这小子活泼得要命，一会儿不动浑身就痒痒。开学没几天就跟班里的同学混得像一家人，今天抓这人一下明天挠那人一下，然后嬉皮笑脸撒腿就跑。谁也奈何不了他。不过，我得承认自己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

　　就说那一天吧，下午放学后，我和李想、孙洋三人一起回家。孙洋在校门口那个摇拨浪鼓的老头儿那买了几根麦芽糖，我们一人分上两根。麦芽糖又细又长颜色各异，嚼起来很甜。走到一家没有围墙的家门前，孙洋说咱们过去偷个鸡蛋怎么样。我们拍手称快。对面的那个简陋的鸡窝里，一只肥胖的母鸡正蹲在里面下蛋。那神态平静、安然。我们轻手轻脚走过去，那只鸡眼如青豆，骨碌碌瞪着我们，似乎有所警觉。我们鬼鬼祟祟走到它跟前时它仿佛受了很大的惊吓，展开翅膀扑棱棱飞到邻家的院墙上，咯咯哒咯咯哒地叫个不停。那深陷的草窝里躺着两三个白花花的鸡蛋。我们一人拿了一个，扭头就跑。女主人听到鸡叫情知不妙，忙从屋子里跑出来，弄清发生过什么事之后在我们屁股后面破口大骂：哪里来的野孩子，快把鸡蛋还给我！我们扭头看时，她身边的大黑狗已恶狠狠地追了上来。我们吓得把手中的鸡蛋扔给那只大黑狗，然后撒开腿没命地跑。耳畔呼呼生风，书包系勒得我脖子疼。

　　跑开很远，我们才敢停下来。个个脸涨得通红，气喘吁吁。回头看时，那只凶猛的大黑狗正把嘴凑到地面动来动去。那位置大概就在我们扔鸡蛋的地方，想必那只大黑狗正在吃地上的碎鸡蛋。那女主人大抵是见狗在吃碎鸡蛋反不再追我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手里扬着根粗木棍照着狗的屁股狠狠地打下去。那只大黑狗凄厉一声惨叫，夹着尾巴就往庄稼地里逃。我们在这边哈哈大笑。然后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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