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汉歌

　　读过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之后，我一直对旧中国“长者本位”的家庭观念深恶痛绝。在这种观念之下，“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而我更对那些“觉醒”了的父亲敬佩不已，他们“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然而鲁迅并没有告诉我们，把孩子们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之后，如果他们并不能学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怎么办？据报道，南京某大学校内的公告栏中出现了一封署名为“一位辛酸父亲”的家信，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儿子：尽管你伤透了我的心，但你终究是我的儿子。虽然，自从你考上大学，成为我们家几代里出的惟一一个大学生之后，心里已分不清咱俩谁是谁的儿子了。

　　在你读大学的第一学期，我们收到过你的3封信，加起来比一份电报长不了多少，言简意赅，主题鲜明，通篇字迹潦草，只一个“钱”字特别工整而且清晰。

　　当时，正值你妈下岗，而你爸微薄的工资，显然不够你出入卡拉OK酒吧餐厅。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仅没有半句安慰，居然破天荒来了一封长信，大谈别人的老爸老妈如何大方。你给我和你妈心上戳了重重一刀，还撒了一把盐。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加文化知识和社交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辛酸父亲”的来信在大学校园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许多人认为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刺痛了社会的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父母从小没有进行恰当的教育当然与此不无关系，然而我思考更多的是，在父亲“觉醒”、孩子“解放”之后，“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谁是谁的儿子”。这决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孩子们被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之后，搞不清“到底谁是谁的儿子”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今天的父亲在儿子面前竟如昨天的儿子在父亲面前一般毕恭毕敬惟命是从。孩子得到了“解放”，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颠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不是“圣人之徒”，说要搞清楚“到底谁是谁的儿子”当然不是要重新确立长幼之序，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因为，这一问题实在是讨论的前提。试想，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还如何去讨论“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这样更进一步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

　　我们需要学会感恩。鲁迅说，“父子之间没什么恩”。我说过，我不是“圣人之徒”，听到这样的断语当然不会“面红耳赤”，但我也确实坐不住了。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生育完全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情。单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在从性爱到生育的环节中，人具有跳出这一圈子的能力。他既然能跳而不跳，却偏偏要这般“损己利人”，当然不能说一点恩都没有。退一步来说，即便将“生”看作是满足性欲的副产品，没什么“恩”的话，那么“育”呢？难道一点“恩”都没有吗？我想，我们只有怀着感恩的心对待自己的父母，才可能以感恩的心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需要学会体谅。就算有人坚持要说“父子之间没什么恩”，他至少也得承认“父亲并不欠儿子什么债”。“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这话父母可以说，其他人也可以说，而孩子如果也理所当然地这样说，就有点不合情理了。实际上，父母对于孩子的养育，从来都是含辛茹苦，尽心尽力。他们并不期望能有什么回报，如果能够得到一句关切的问候，在他们则已经是“受宠若惊”的事情了。孩子若像债主一般天天逼着父母作那些力所不及的“奉献”，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人世间最大的心灵折磨。我们都需要体谅，父母当然也不例外，要学会体谅别人，首先就要学会体谅父母。

　　我们还需要学会负起责任。等到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就得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无论是对自己，对父母，还是对他人，对社会。而单从做好儿子一面来讲，我们尤其需要早日自立，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多为他们做一些可以做到的事情。别忘了，在我们被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之后，父亲还在身后独自肩着那道“黑暗的闸门”，我们有责任把他一起带到幸福的生活中去。

　　这样的“需要”还有很多，我当然不可能一一穷尽。再套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作为结尾：“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心中有了爱，便能学会感恩，学会体谅，学会负起责任，学会怎样做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