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世界上少有的那种对时间的流逝极其敏感的人，这可不是自我夸耀，因为对时间敏感，可能是缺点：它让你不能安宁，让你总是焦虑。相聚还没有开始，你就预感到离别，开始为离别惆怅；青春没有演绎开放，你就为年老痛心；大家刚刚开始喝茶闲谈，你已经开始吝啬你的时间，想着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没有做了。

　　我不是一个和蔼的人，我不能看着时间流过我的身旁而无动于衷；我也不是一个阔绰的人，即使我有些钱，已经不是一个很穷的人了，但是，我依然不能享受闲暇，忙碌，不为别的，有的时候仅仅是想把那些时间抓在手里。

　　我甚至愿意用金钱买时间。1999年到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乘过上海的公交车，一直是打的的，不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3公里的路程，在路上浪费两个小时。那些公交车们是如此的慢，仿佛对身边流逝的时间一无所知，它们的使命仿佛就是谋害一个人的生命。我碰到那些每天要花3个小时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我就会感到忧伤——人的一天有几个3小时？那个时候，我想我一定要买辆车，我知道自己开车要比打的费钱，但是，即使是站在街边，花25分钟等的士，我也不愿意了。

　　作为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都死在73岁，父亲说，我们家的男人遗传寿命恐怕就是73岁吧，他是不是对呢？……接近40岁，人生给我的一个精神性的提示是什么呢？死亡。这个概念，通过我祖父、祖母的过世，通过我哥哥的病重，来到我的面前，非常真切。

　　因为新作我的谈话录《直来直去》的出版，去北京做宣传，遇见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先生，我让他给我看看面相，他对我说：你要41岁才能安定。听了他这个话，我立即服气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听听、看看、想想，一切就都很好了，不一定要做什么，你没有力量改变世界。但是，没有，身体里的冲动依然故我，它让我不能安宁。似乎只有写作，不断地写作和说话，我才能获得平静，似乎只有和语言纠缠在一起，我才能被安慰。回上海后，我反复地回想章立凡的话，也许是一个暗示：安静不是自我修炼的产物，安静是年龄的产物，只有真的到了41岁，年龄才能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安定下来吧。我不知道，章立凡说的安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这是我渴望的，我也在心里默祷，希望他说的都能在我身上应验。

　　在新加坡住了接近一年，新加坡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富有不是金钱概念，而是灵魂和身体概念——你的灵魂是安宁的吗？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主宰力呢？遇到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当我赞美他钢琴弹得好时，他却对我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他才45岁啊？怎么能退休呢？他说：我不愿意让自己为了身外之物奔波劳碌，灵魂和身体都好像是在为别的事情忙碌，所以，我选择了退休，我要让它们真正地各得其所。

　　所以，真的很羡慕那个钢琴家，他早早退休，成了一个候鸟观察家，他背着相机满世界跑，只是为了看一眼那些飞来飞去的候鸟，那些飞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从这里到那里，他也一样，在地上自由地来去，从这里到那里，仅仅是为了天上的那个更自由的飞翔者，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抓一只飞鸟回家，也没有想过要为这些飞鸟撒种、耕耘，他什么都不为，仅仅是为了看，看过了也就看过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心不为形役、不为物役，甚至不为自己所役。

　　(编辑：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