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旗

　　如果现在还拿“少年作家”当靶子，的确毫无意义了。

　　与当年早期一炮走红的校园作品《花季雨秀》相比，如今的少年作家们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生活。韩寒的作品就不用说了，《三重门》中透露出的冷笔调让人有一种隔世的感觉，作者似乎要发泄他对生活的一种沧桑感。武汉的高三学生胡坚推出的作品集《愤青年代》也是一鸣惊人。最引人注目的是10岁儿童蒋方舟的长篇小说《正在发育》，里面充满了同性恋、伟哥、泡妞等等。当少年作家们成群结队用另类视角来诠释他们眼中的社会，把自己装扮成愤世嫉俗的沧桑老人时，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北大的一位教授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胡坚写的是他80岁时该写的文字。

　　少年作家们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亚文化圈，不约而同地试图用不合时宜的词语和故事来表达他们郁闷、不满和虚无，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愤青”，要“突围”，这种向外挣扎、向外撞击的“形体动作”相当一致，反映出了他们内心一种共同的焦虑，那就是在主流社会没有接纳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能自己构筑个反主流的亚文化圈来安身立命。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尽风头的少年作家在学校、社会和家庭中有很多都不是主流标准的“好学生”、“好孩子”。韩寒的学习成绩是一塌糊涂。《愤青年代》的作者胡坚，单看高考成绩，也是落榜的“差生”。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残酷青春小说”《北京娃娃》的作者春树，更是一位生活中受尽挫折的17岁高中辍学少女。可以说，少年作家所发泄的苍老情绪、讲述的另类故事正是对现行教育体制无可奈何的叛逆。我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事实上，在强调升学率的国情下，对待“差生”或者说偏科的“差生”，我们仍然缺乏宽容。

　　正因为我们一些人习惯堵压未成年人，而不是以疏通的方式给人以关怀，因此，一旦这些少年作家以反叛者甚至胜利者的姿态嘲笑现行体制的时候，很多人就坐不住了。然而，任何对少年作家过于苛刻的指责都会蒙住我们的双眼，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灰心丧气的“差生”。当他们这些考试无望、理想破灭的“弱势群体”，像胡坚那样扬起手中的笔去敲大学校门，像韩寒那样“勇敢”地对大学校门说“不”，像《北京娃娃》的作者春树那样戏玩人生也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他们总要为自己找个活法吧！

　　但少年作家终究是少年，在嘲弄权威的同时，可切不能沉迷于自身明星效益的追逐。我们不应该苍老！ 我们还是孩子！ 我们应该为后来者踏出一条希望之路！

　　(编辑：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