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导师打工月薪只有400元，连民工都不如

　　在这间实验室里，除了两台电脑之外，还铺有一张床，工作得太晚又太累的时候，赵文就睡在这里，以至一段时间里，他对自己几百米外的宿舍竟然都有点陌生了。和王克一样，他也在给自己的导师做着“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所不同的是，他已熬了两年多，6月就能毕业了。

　　赵文现在很累，一边给导师做项目，一边还得挤时间做毕业论文。去年论文开题时，因为对题目提不起一点兴趣，他找到导师想换题，导师漫不经心地说：“我手里只有这个项目，你不想做这个论文，那去找其他的导师吧。”

　　如今，导师想让他直接读博士，好继续做这个未完成的项目，但赵文已想得很明白：“我必须跳出这个火坑了。”

　　没什么休息日，有时还睡不好觉，但作为“老板”的导师一个月只给赵文400元。在“导师”面前，他觉得自己连民工都不如。

　　对于导师的苛刻，赵文以前心理一直很不平衡。但现在，他发现“好像大多数导师都一个样”。两年多来，赵文接触了校内外不少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大都觉得读研很郁闷，能做自己感兴趣又与专业一致的项目的研究生，太少。

　　钱锐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他所在的研究所提倡将论文方向与项目结合起来。“如果结合不起来的话，就只能大部分时间做项目，另找时间做自己的东西。”钱锐说，“项目如果和专业一致，而且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话，多参加项目还是有好处的，否则就是纯粹地给老板打工。”

　　研三的钱锐入学时就参加了导师的3个项目，但他的运气不好，这些项目都已接近尾声，而导师又没有其他的项目。所以，这几年来，钱锐对项目的主要“贡献”就是“后续的维护工作，很琐碎，收获不大”。

　　项目是维系师生关系的惟一纽带？

　　2004年2月，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一位66岁的博导遭到9名研究生的“罢黜”，原因在于这9名研究生认为，导师让他们长期为他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他们的学业进行指导，使得他们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导师最终被更换。“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们，如果读研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老板干活，读研还有什么意义呢？”研究生张勤说，他非常渴望能够改变目前这种导师“压榨”学生的状况，“不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真的完了。”在他眼里，导师和学生应该是平等的，“但由于导师能够决定你能不能毕业，我们有苦也不能诉”。

　　张勤曾试着将导师的情况向系主任说过一次，但没有一点用。“系主任肯定不愿得罪导师。”对于这个举动，张勤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好在导师不知道我在告他的状，不然我的日子会更糟”。

　　任东是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该校2003～2004年度的研究生科研奖励评选活动中，他的一位学生荣获一等奖，任教授因此获得优秀导师奖。

　　和几乎所有的导师一样，他目前承担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课题也需要研究生的参加，他告诉记者：“我的课题和学生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他还经常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参加一些大型的学术会议，并且让学生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论文。学生外出开会都是坐飞机，费用都从他的科研经费里出。他还和学生不定期地举行学术沙龙，每次交流之后，任教授都会及时在电脑上记录下每个学生的情况，以便下一次能有针对性地指导。他奖励学生发表论文，奖金从1000元到1万元不等。

　　任教授说：“我希望在我的周围能形成一个古生物的学术研究圈。”

　　对任东这样的导师，赵文很向往。但他很失望地发现：项目，几乎成了维系自己和导师之间关系的惟一纽带。和导师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项目的进展。他的一位已经毕业的师兄在项目完成后，导师几个月内都没和他联系过。“导师让我对老师曾经有的亲切感和尊敬消失了，我只希望他能对我好一点，公平一点。”赵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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