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文学科长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变成被大众所接受的知识，论文写完，印成书，就放图书馆了，只有同一专业的人你看看我的，我看看你的，如何用研究成果推动社会进步却很少有人关注。应该说我们国家在尖端领域不乏人才，我们有鲁迅这样深刻的思想家，有杨利伟这样的航天英雄，我们的学生托福考试分数很高，但是我们的农村、边远山区还有很多文盲。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整体进步慢，这中间缺乏的就是知识的普及。我注意到世界上那些强盛文明、那些发达国家，他们尖端领域人才不一定比我们多多少，但是人家的大学者都做普及工作，像霍金那样的大科学家都去写现代物理的普及读本。我们的政府一直在着力解决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但是应该看到知识上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当年他先是退出官场，不在北洋政府任职，后来又退出大学，教授都不当了，成为《申报》、《大公报》的自由撰稿人。在那个时代报纸是第一媒体，他不为稻粱谋，就是要以最大效率来影响社会。鲁迅先生的选择是很理智的。今天我们的学术界却忽略了对大众的文化启蒙，我们也讲启蒙，但常常是学者之间你启蒙我，我启蒙你。”

　　“我们国家除了有鲁迅，还有大众，我们要关心大众在读什么书，要帮助他们提高阅读品位。可以说，读者以亿计的金庸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现象，学术研究者首先要面对这个现象，同时要给大家解释：同为武侠小说为什么有高下之分？金庸小说如此受欢迎它究竟好在哪里？包括金庸小说存在什么缺点等等。”

　　“我觉得我选择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是与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的，是与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以目前的知识分子待遇，我衣食无忧，可以专心求道。自私一点讲这是实现自我的一个好方法，从比较高的层次讲，我这个生命给他人的生命带来好处带来快乐，自己的生命也会更快乐。”

　　“以我的体会，在这个知识普及过程中，怎样与媒体有效合作，是学者的一个课题。有的老师一到电视上就不会讲课了，啰唆，不得要领，不过这些通过训练可以解决、适应。另一方面学者也要做出些牺牲，因为在受众广泛的电视上讲学术问题要把握分寸，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有很多更深刻的思想没有说出，怕误导青年。’”

　　尽管这项指导大众阅读的普及工作，不能用以评职称，不能在现行比较僵化的体制里受到鼓励，孔庆东却乐此不疲，他说：“学者与媒体合作，还可以增进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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