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个明星式人物，一举一动都引起一片波澜。他要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事，至今波澜未定,浙大苦苦挽留,学界议论纷纷。

　　据说，校方有一折衷方案，让金辞去院长，而留任博导。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逆反方案。金庸当院长是有资格的。院长与博导终有区别。院长校长倒不一定在纯学术上有多大的成就，作为一个管理者也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也好，只要能识才重才，能网罗学术豪杰，便可无愧。陈独秀1916年当北大文科学长，郭沫若1926年当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当其时，他们都是有文化地位，而很难说有多高的学术地位；二人都尚未有学术专著名世呢。郭被人称为历史学家是几年以后的事。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当时办学者的兼容气度。

　　金庸当人文学院院长本来是够资格的。他能为浙大人文学院作出人所不能的贡献。但浙大不按有关程序硬聘他为历史学博导，对学术而言是辱学；而金庸昂然升帐，则可称为取辱。术业有专攻，学术有分际，越界发言，开口便错，来不得半点侥幸。这使我想起一个物理学家，在大跃进时曾就水稻的光化合作用发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人体特异功能发言，都起过很不好的影响。越界发言之害，可见一斑。当然，金庸的越界讲学，只是自取其辱罢了。金庸爱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而不甘当一个小说家,是自卑与自大共存。一方面，在他心中,还有旧观念作怪,自己对小说家身份就缺乏自信。就像齐白石爱标榜自己诗第一、画第四一样，都是旧文人习气。同时，名气和权力一样，在金先生那里又有放大器的作用，使他忘乎所以，认不清自己是谁，历史学毕竟与武侠小说创作不是同一家数。令人惋惜的是，名气的放大器所放大的，反过来又正是他的缺陷，徒增天下后世的笑柄。

　　我的一位朋友说过，金庸金庸，小说如金，识见曰庸。他的庸，这次就充分表露在他在学术问题上，不能立其诚，知乎止。

　　誉满天下，毁亦随之。这个毁，咎由何来？(文/陆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