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旦精神”的讨论已历多时，收获甚丰。如何能够切中这个主题，应该说是颇为不易的。精神的东西，总要高度概括，总要举其大旨，但又不能空中阁楼，泛泛遗失其具体。思之再三，或以为我们的校训乃能体现精神之“道”，又不离复旦之“人伦日用”者。

　　所谓复旦精神，必为某种传统的东西；而传统的东西，又必包含过去的环节。但仅属于过去的东西，不能构成为传统；因为真正说来，传统乃是依然活着的过去，是活在当下并且总是筹划未来的过去。那么，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一校训中，究竟有什么可属此种由过去泛入今日的精神呢？依我之陋见，或许有以下三端：

　　第一，求知识，求学问。“博学”就是大其学，广其学，就是求知识。这一点，无论如何总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在我们的校训中所谓求知识同时也就是求学问，所以说要“切问”。知识与学问有什么分别呢？一般说来前者是既与的，被给定的；而后者是探索性的，由问题引领着前来照面的。李政道教授在

　　第二，注重学问的精神性品格。学问实有两种品格，即知识性的品格和精神性的品格。时下的潮流，大抵是完全遗忘其精神性的品格。但若求知在于“切问”，则便提出了思的任务——要思，要能思，要“近思”。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不要以为通常所谓“用脑”就是思，那离真正的思还远着呢！玻尔有一次问他那些勤勉忙碌到极点的研究生说：“你们用什么时间来思想呢？”确实，这是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能思，能够切近地思(切中问题之思)，乃是学问之真正的精神性品格，也就是罗素所谓“科学的精神气质”。如是，则作为我们传统的复旦精神便本质重要地包含着并且提示着这样一个任务，即“守护思想”。

　　第三，有社会关怀和天下关怀。学问的精神性品格一则出自以思，一则出自以社会关怀或天下关怀。故于博学、切问、近思而外，还要求“笃志”。志有大小：小志者，一己之志也；大志者，天下之抱负也。所谓笃志，便是广大其志、厚重其志，便是令小志入于大志。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其转变之大，或以百年论之，或以千年论之。如果说学术与生活并没有两个不同的基础，那么，值此变局之关头，又如何能够推诿我们这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社会责任呢？“笃志”一训，在今天正像在过去一样，警省其学子对民族之兴衰、民间之疾苦、时代之烦难有所承当，有所应答。

　　或许，“复旦精神”不止于这三端，但可以肯定的是，若失此三端，则复旦精神断不能存。进而言之，若此等精神中道断绝，则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复旦大学(或已无所谓复旦大学)，有的只是——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一所庞大的、时流的、现代化的高等职业培训学校。

　　(作者系哲学系教授、博导吴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