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在哈佛大学访问时，曾问过一位教授：“你认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与其他教授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稍想了想后回答：“We dare to say I don't know.”(我们敢说我不知道。)当时感到很大震动，难道这就是哈佛教授的特点？事后却一直不能忘记。回国后与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谈起，他很有感慨。或许是他研究生毕业的燕京大学与哈佛有渊源，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他说：“只有没有本领的教授才不敢说自己不懂。”以后受先生和其他老师熏陶日深，才发现复旦的教授不仅敢说我不知道。

　　以先师为例，还是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对导师顾颉刚先生(也曾任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激励下，当我根据读书笔记发现由我们所教师写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样条中“北京”条所收内容不全时，就大胆地向先师提出。当时我竟没有注意，这一条就是先师写的。他非但不以为杵，而且亲自给《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肯定我的意见，并要求全文发表我补充的内容，以后又通知负责修订《辞海·历史地理分册》的教师，对原来的“北京”一条作了补充。

　　先师一再教导我们：“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维，而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如何进步？”他关心的是学生如何超越前人，所以每当发现学生的成绩都会及时肯定。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周振鹤对西汉政区的研究就比我高明，解决了钱大昕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1989年起我开始使用电脑，先师得知后说：“我这辈子是不能学了(他因脑血栓后遗症右手不便)，你们应该早点用电脑。”他对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研究手段、新信息、新观点从不拒绝，对不了解的都坦率承认，但对不同意的也绝不含糊。

　　所以我想，复旦的教授不仅敢说我不知道。多闻阙疑，甘为人梯；兼容并蓄，力求卓越。或许这就是百年复旦史所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就是复旦精神的生动体现。

　　(作者系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葛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