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由于法国教会势力攘夺震旦学院领导权，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推行带有殖民色彩的教育，激起在校学生公愤。创办人马相伯为维护创立震旦学院时所提出“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信条，毅然脱离震旦，另创复旦公学，是为复旦大学的前身。从此，“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成为复旦的立校精神，并逐渐演化成复旦的学术传统。风雨兼程近百年，这一学术传统已成为复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未中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复旦人。

　　这里提供两事佐证：

　　我的导师胡曲元先生，解放前就是位“爱国教授”。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教务长。1954年全国都学苏联“老大哥”，高校教材几乎全部使用苏联的。对此一些教授有异议。当年正逢学校举办“教师译著及教学成绩展览会”。王造时先生将自己翻译的黑格尔著《历史哲学》送展。不料引起非议，认为这是宣扬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胡曲元先生得知此事，先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继又给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写信，直率指出：“如这样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对立简单化，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市委办公厅遵照陈丕显同志的意见复函致谢。据说，后来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说黑格尔的书可以读。

　　我与林永民教授是长期共事的挚友。“文革”结束后，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阻力很大。然而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同志明确表态支持。他兼任停刊十年、刚复刊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1978年学报第一期就发表了几篇使人耳目一新的文章，由此受到胡耀邦同志的好评。他给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批示写道：“今天收到这本刊物，翻了一下，觉得敢于接触实际问题，内容多采，文风也比较好。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气仍很沉闷，哼哼哈哈的东西很多，相比之下，就感到这个刊物可爱”。他要求《理论内刊》选择转载由林永民主笔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一文。这在当时产生很好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大社会功能，就是为人们不断提供精神动力，解决思维方法，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新思想，促进观念变革，推进理论创新，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上两件往事，使我想到弘扬复旦学术传统是何等的重要。特写此短文，怀念仙逝的胡老，祝福病中的老林，并加以自勉。

　　注：前件事过去我听说过，现已有《世纪》2004年第5期载陈正卿作《胡曲元为王造时抱不平》一文证实；后件事是我自己亲历，在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中有详细记载。

　　(作者系哲学系教授、博导余源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