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九年的光辉历程中，复旦大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贤才俊彦、社会栋梁。也有不少学生和校友是夫妻同窗、子承父业，几代人在这所薪火相传的大学堂里先后受到培养、启迪和教育，相继从这里跨出校门，投身社会，履行建设祖国的使命。我们全家就是其中一例。

　　那是在五十五年前，迎着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曙光，我父亲屠良槐从宁波、我母亲高肖笑从温州分别考进了复旦。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我父亲与李岚清等一起走进了管理系的课堂，成了同班同学；我母亲则与7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迈进了新闻系的学府。因为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使命，他们在校学习非常努力和勤奋。在燕园度过了10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后，他们高唱着《毕业歌》，走出了复旦的大门。很偶然，也很幸运，在毕业典礼前，他们相识了。

　　经过了八年“抗战”，他们终于成亲了。据说当时的婚礼，除了少数亲戚外，几乎都是来自

　　我父母与复旦的一片深情，也注定了我与复旦的不解之缘。我清晰地记得，当我还在读小学时，我父母就常带我到复旦，告诉我将来一定要像他们一样，报考这所中国一流的大学。哪怕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年代，他们也一直没有动摇过让我坚持的这一信念。当我高中毕业如愿跨进复旦新闻系的门槛后，我父母又把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灌输给了我弟弟屠晓鸣。七年后，他以当年最高分考进了复旦外文系，也成了母校的一员。许多年后，他在美国成家了。很巧，他的夫人是复旦化学系的同届同学；而他夫人的父亲则是复旦材料系的教授。

　　我父母的复旦情结也深深感染了我。1983年我从复旦毕业后，进了《解放日报》当上了一名新闻记者。那时，虽然工作很忙，可是只要复旦有什么新闻需要报道，我就朝邯郸路飞奔过去。十五年前，我赴香港定居，又创办了房产企业。可我，也开始像我父母一样，一直惦念着复旦，刚赚了些钱就开始盘算着怎样回报母校。五年前，复旦党委书记秦绍德同志告诉我，学校的美学大师蒋孔阳教授生前有一个遗愿，想设立一个蒋孔阳助学基金，专门扶助贫困大学生、研究生。我毫不犹豫地开了一张支票送过去。当秦书记抱有歉意，问我是不是在这个基金名称上也并列我的名字时，我马上回答：“不需要了，为母校做事，是我最大的光荣”。通过市慈善基金会，我已连续三年扶助新闻学院四位大学生就学。我也很支持学校和学生会的工作，两次走上逸夫教学楼报告厅和3108大教室的讲台，为在校同学们讲述我的创业和奋斗历程。我还吸纳了母校的好几位同学到我公司工作和实习。去年，当我获悉我母亲同届同班、五十多位尚还健在的老同学想回母校看看时，我立刻倾囊相助，把他们一个一个请到上海。当我陪着这些年逾古稀的学长走在校园里时，他们的快乐就完全融化成了我的快乐。

　　虽然我早已事业有成，可我的复旦情结越来越深、越趋越重、越发越浓。在我获悉母校管理学院开设EMBA专业后，满怀欣喜地跨进了它的考场。面试的院长、教授问我：“你自己的企业已搞得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再进校门读书？”我回答道：“这不仅是我自己想再充电、吸氧，更关键的是源于我深深的复旦情结。”当我获悉自己如愿成为EMBA03秋季班的学员后，我兴奋极了。我知道，不仅我自己的人生要展开新的旅程了，更为之激动和喜悦的是，自己又可以经常回到育我养我的母校了。开学那天，我陪着全班同学，走在青葱幽静、清香怡人的校园里，指着幢幢教学楼、宿舍向他们介绍，犹如一位复旦的资深导游。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EMBA三分之一的学习时间已经过去。如今，我正打算着EMBA毕业后如何继续在复旦深造。这里也已经成了我的生命、我的寄托和我的希望。承蒙王生洪校长、秦绍德书记和其他校领导对我的重视和信任，让我担任了令人仰慕和尊敬的学校校董和学校百年校庆顾问委员会委员。我想，这不仅是我的一项荣誉，更是一份职责和使命。这几天，我正与复旦新闻学院紧密洽谈，再次捐献300万元人民币支持母校母院建设教育设施。在校董会议上，我声情并茂地对母校的书记、校长和校董们说：“我有深深的复旦情结。我热爱复旦、学习复旦，现在，我更要回报复旦。”

　　(本文作者屠海鸣系我校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