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校赫德路

　　抗战爆发，复旦学生随校西迁者不过三分之一，其余既以经济及交通关系未能入川。租界环境与前无异，复旦留沪学生在租界内其他继续开学之国立、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借读。但借读他校乃不得已之办法，学生甚感不便，遂环请留沪教职员予以学业上之救济。1938年2月，李登辉出面租赁北京东路中一信托大楼四、五两层为临时校舍，校名暂称“复旦大学沪校”，经费以学费充用。2月23日，沪校开始上课，注册学生410人，教员44人，开设课程90余门，300学时。除新闻、生物两系暂停外，其余四院照常授课。6月25日，学期结束。

　　“沪校”当时未得教育部认可。1938年6月初，吴南轩自渝来沪，与李登辉商定，改校名为“

　　中一信托大楼地处闹市，不宜办学。1938年8月，沪校租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1726号为校舍。上课两周，法租界出面干涉，著令学校停办。9月下旬，校址迁至仁记路(今滇池路)中孚大楼三楼。12月22日，沪校以李登辉、殷以文名义，向中国实业银行租赁赫德路(今常德路)574号3层楼房一幢。在1939年1月至1946年3月长达7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沪校以此楼为校舍。

　　建立教学秩序

　　1938年8月，金通尹返沪，任教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日常教学工作。8月下旬，沪校教师增至64人，校系两级负责人陆续配齐：名誉校长李登辉、教务长应成一、训导长孙绳曾、总务长叶秉孚；中文系主任应功九、外文系主任顾仲彝、教育系主任陈科美、化学系主任戴岂心、土木工程系主任金通尹、政治系主任耿淡如、法律系主任施霖、经济系主任王恭谋、社会系主任应成一(兼)、银行系主任朱斯煌、会计系主任袁际唐。

　　由于仪器多数西迁，理科教学和实验困难。沪校以赊帐方式购置若干器材，因陋就简，实验在附属中学实验室进行。土木工程仪器价值昂贵，购置不易，由李登辉出面向交通大学商借，沪校学生在其空置时间进行实验。

　　沪校严格执行考试规则。1939年4月，李登辉又提出推行导师制，各系主任担任学生导师，负责指导学习和研究。同年4月3日，沪校决定恢复新闻学系，未果。

　　1940年夏，江浙沦陷区学生大量涌入租界。沪校接收一批邻省借读生、旁听生和转学生，秋季注册人数猛增至1109人，使本来狭小的校舍更加拥挤。为尽量满足失学青年求学要求，沪校教职员工加倍努力，使本来只能容纳500余人的校舍扩容至850人。1941年秋，沪校注册人数达到1272人(渝校同期人数为946人)，集中于会计系、土木工程系、经济系和银行系。

　　抵制敌伪控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沪校直接受到威胁，处境日益艰难。1942年初，在沪校董一度决定停办沪校，教职员工一律解聘。1月下旬，沪校改组为“笃正书院”，以应付局势，但时隔不久又恢复办学。香港沦陷，沪校与渝校联系渠道改由安徽屯溪转递。为应付日益恶化的局势，1942年2月，沪校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集体负责制。10月，汪伪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光华、圣约翰和复旦四所大学合并为一。因四校联合抵制，阴谋未能得逞。

　　在敌伪占领租界期间，李登辉不屈不挠地与企图控制学校的敌伪作斗争。敌伪曾对李软硬兼施，其首脑10多次邀请李登辉出席各种“盛会”，均被他以目疾为由回绝。戈登路警察局特高科、日本宪兵队等机构多次企图控制学校，均被李断然拒绝。在敌伪环伺、经济窘困之中，沪校师生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坚决对敌伪实行“三不”方针——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维护了民族气节和复旦声誉。1944年前后，李登辉较完整地提出“复旦精神”的概念，内涵为“牺牲、团结、服务”(Sacrifice，Solidarity，Service)。

　　1943年夏开始,沪校学生数大幅回升。这年秋天，注册学生达1296人。1945年8月，抗战胜利，秋季注册学生多达1640人。

　　9月，受渝校委托，沪校成立孙绳曾等5人组成的江湾校舍接收委员会，聘请奚玉书校友协助接收。10月，派土木工程系、化学系师生先行入驻江湾校园，为次年复员打下基础。1946年2月，沪校校务会议决定，3月25日起，在江湾上课。至此，历时八年的原沪校也因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告结束。(校史研究室 钱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