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前的十年，单平身在山沟中的工厂，从劳动锻炼到技术员，再到工长，
生活平淡无奇。1985年博士毕业后，单平“升迁”迅速，几乎一年一个“台阶”。
我问他，这得益于什么？他说，合理安排时间，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摄影/李清川)

　　数年前游历天津大学，在看过刻于石上的“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之后，有很长时间，我停步在北洋大学校歌前。七八年过去，此次抄录全文、遥感当年，那句“巍巍学府北洋高”仍然激荡我心。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

　　巍巍学府北洋高，

　　悠长称历史，

　　建设为同胞，

　　不从纸上呈空谈，

　　要实地把中华改造。

　　穷学理，振科工，

　　重实验，薄雕虫，

　　望前驱之英华卓荦，

　　应后起之努力追踪，

　　念过去之艰难缔造，

　　愿一心一德共扬校誉于无穷。”

　　时间上溯1895年10月2日，这一天，是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北洋西学学堂由光绪帝御笔钦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首任督办盛宣怀亲自定下了“实事求是”的校训，百年未改。而这阙校歌著于1935年，当时的北洋大学已走过40年立志改造中华、实业救国的艰辛路。60年后，天津大学百年华诞，一位天大合唱团的朋友送给我一张布满签名的节目单，其中就有这首歌。

　　不知道单平校长是否同意我关于“人生节点”的划分，至少在他，这个节点清晰可循。1978年之前的十年间，他身在山沟中的工厂，从劳动锻炼到技术员，再到工长，生活平淡无奇。1985年后，博士毕业的他留校任教、“升迁”迅速，几乎一年一个“台阶”——1986年教研室秘书，1987年教研室主任，1988年系副主任……1992年副教务长，1993年教务长，1994年副校长，直至1997年担任校长。我问他这得益于什么？他说，合理安排时间，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

　　记者：您从天津大学毕业时，正好是文革开始的第二年。

　　单平：我1968年毕业，因为是文革期间，我先在工厂接受劳动锻炼，1970年1月，我被分到钢铁厂，位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一直到1978年，刚到钢铁厂时，我就在车间做技术员，后来做了工长。

　　记者：在工厂的时间很长。

　　单平：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必然的，《东方之子》对我这段经历也很感兴趣，采访了半天，没说学校，尽讲钢铁厂了。应该说，在工厂的十年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十年一剑，但在十年里还能保持理想似乎很难，更何况环境很艰苦。

　　单平：《东方之子》也问我，当时在工厂怎么还一直想着要考研究生？他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其实，我只是比较好学，不是在有意识地准备。在工厂工作那几年，我单身一人，平时有时间就看点儿书，干点儿什么，大部分就在工歇时，不知不觉把知识面拓宽了。

　　记者：可以报考研究生的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单平：我是很晚才知道消息的。我们钢铁厂距离邯郸还有100多公里，山沟里信息太闭塞。1978年的春节我是在工厂过的，有同学天津探亲回来告诉我们，可以报考研究生了，那时已经是一月底了，考试就在五月份。当时就想准备一下，但身边没有书，课本在文革中都扔了，二月份我给留在学校比我低两届的同学写了一封信，借了两本书。

　　记者：在复习时,您想过考试的结果吗？

　　单平：当时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觉得文革十年大家都被耽误了，起点差不多，就看谁基础好点儿，学的多点儿。比较一下，我还是有点儿优势，起码在文革前还学了三年，基础还不错。

　　记者：您工作过的钢铁厂，后来回去过吗？

　　单平：回去过。

　　记者：那边还有您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吗？

　　单平：有，但基本上都退休了。

　　记者：工厂里接触的人和您在学校里接触的人有不同吧？

　　单平：工厂里的同事还有很多人找我，比较有感情。

　　记者：他们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单平：那里都是小单位，大家天天在一块儿，上班、吃饭、回宿舍都在一起。

　　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和一般的基层工人打交道没有经验，但很快就好了，工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个人需要帮忙不用请，全厂的人都会来。后来我回学校时，觉得学校和工厂差别太大，还不适应。

　　记者：在工厂里您有没有比较得意的事情？

　　单平：很平淡的生活。

　　记者：平淡了十年？

　　单平：当时吊车很缺，进口吊车又非常贵，都是人拉肩扛，我们花了几万块钱买零件自己试着做，土的洋的办法一块儿上，最后成功了就挺得意，后来想想其实是非常平凡的。那时候干活没白天没黑夜，大概一年的时间，没有加班费，大家都是自愿的。

　　记者：这个钢铁厂现在还在生产吗？

　　单平：那地方现在还不错，不像以前那么差了，今年产了200多万吨钢。

　　记者：像您这样一毕业就去的人多吗？

　　单平：还有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

　　记者：留在那儿的人多吗？

　　单平：有，但已经少了，留下的也都是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基本上都是头儿。

　　记者：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和您年纪相仿的校长也不少。

　　单平：现在的校长都是这批人，年纪大点儿的是文革前毕业的那批，五十八九岁，小一点的也五十五六岁，再往后就是王树国那批。

　　记者：后来您就没有离开天津大学？

　　单平：没有离开，我1981年拿到硕士学位，那年底正好招收第一批博士生,我就继续读了博士。

　　记者：天津大学应该归为综合性大学还是工科大学呢？

　　单平：天津大学从北洋学堂开始基本上是一所工科类学校，北洋学堂时期其实还是有些理科和文科的设置的，比如法学，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后，天津大学就成了纯工科大学了，理科也没有了。

　　尽管我们的计算机专业没有哈工大强，但我们门类比较全，几乎各种学科都有，我们的主要的特色没有变，还是以理工为主。现在我们也没有说要大力发展人文科学，虽然它也很重要，我们要考虑基础问题，对于学科的发展两个问题很重要，一个是科学发展趋势，另一个是要考虑自身实际情况，不能说大家都是一个模式，得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天津大学还是坚持发展理工，其他的适度发展，重点要放在理工，尤其在工科专业中我们有些专业是国内领先的，比如化工等，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

　　另外，我们要强调精品，所谓精品，就是专业不在多，只要是一个专业就要让它在国内有一定地位。只要是一个专业，就要有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结构，就是要争取办到博士点。不能一办就是好几十个专业，到最后连硕士点也申请不上，这不是说硕士点有多高明，起码能证明这个学科在国内有些实力，这也是衡量学科强弱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求的是精品，不是规模，我们现在比文革前的规模也大不了多少，本科生才一万三千多名。

　　记者：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单平：大家都喜欢学习好的学生。

　　记者：这一定没错，但好学生也千差万别。

　　单平：好学生没有一个标准，不是说做学生就要考好成绩，有些学生成绩并不好，但有很多精力去做别的事情。做别的可以，只要别做坏事，也有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毕业后几年就很有成绩了。

　　但读书本身并不容易，读书是非常枯燥的，如果一个人能把书读好，那他做别的事也不会太差。实际上，大家说的书呆子并不多，书能念出来根本就不呆，他是钻到里面去了，不是人们所说的傻。念书一旦入了门，做别的事情也会很投入，因为他有毅力。还有一些学生非常热衷于社团活动，我觉得也可以，可以培养成企业家、政治家，喜欢什么就学点什么，干什么都可以干好，不要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记者：在您和学生中间，具体做学生工作的教师很重要，您的观点和他们有共识吗？

　　单平：大家的观点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无所谓的，在学校里并不要求大家的观点都是一样的。

　　记者：那您觉得大学主要承担的是什么？

　　单平：学校的看家本事还是培养人才，学校不是科学院，也不是企业，企业要追求效益，学校办的好坏，主要看培养出来的学生。国家对重点高校的要求，所谓的科学研究要上去，学科建设要上去，实际上还会出现弱势，你学科好了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博士、硕士，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人。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没有一流的人才就没有学科成果，反过来也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这其实并不矛盾。

　　记者：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较，天津大学的学生有什么优势？

　　单平：我接触过很多用人单位，因为我很关心学生的分配去向。我和摩托罗拉的总监谈了很多，摩托罗拉公司有600多名天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为什么要招那么多天大的毕业生？他们对我们的毕业生有个评价：第一是朴实，第二是干活卖力气，这在我们“实事求是”的校训中就有反应。

　　有人说，“实事求是”的校训下出来的都是傻干活的，我觉得不对，这个名声出来很不容易。这几年，天津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就业率和供需比例在全国一直排前几名，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务实，企业都喜欢那些在学校养成实事求是作风的人，无论从哪级做起，都要务实。事实上，搞科学也好，办企业也好，从政也好，做什么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做起的？如果不这样，短时间内好像有一些人冒起来，但从长远讲，或者从统计学意义讲还是要踏实。

　　每次在硕士生的毕业典礼上，我都要讲，要他们实事求是。有人觉得讲“实事求是”就是非常保守，其实，这是他误解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就像一说谨慎就是胆小，就是不敢说，不敢动，一说实事求是就是没有创新精神，这都是不对的。

　　“实事求是”是天津大学学生的最大的特点，校训已经一百多年没变了，有校友回来说，可能是我们过于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学生从政的人很少，当大官的人很少，做总工程师的很多。

　　其实，对天津大学学生的评价不是我们自己作的，我们以前的毕业生普遍被单位认可，因为他们很踏实，很勤奋，解决问题还有一定水平，如果只是踏实，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是没用的。有些老校友特别是比较成功的校友，回到母校来总结时都会从校训校风上讲起。

　　记者：那会不会也带来一些劣势？我是说这个校训。

　　单平：就是前面说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不够，这得一分为二地讲，在学校可能对他们过于强调务实，在一些方面诸如宣传上，我们做的不多，很少做形式上的宣传。

　　记者：形式上的宣传不重要吗？

　　单平：当然重要，特别是在扩大影响上。有的新生来到学校，觉得很不错，可是他们以前不知道，南方的一些考生还以为我们和地方性大学一样。宣传的确很重要，但好像我们历届领导的重视都不够。

　　记者：翻看北洋学堂这段历史时，我发现它是一所底蕴很深的学校。作为一所工科大学，老北洋的文化沉淀、人文精神能否承袭下来？

　　单平：当时提出来建北洋学堂，就是因为在甲午海战以后发现我们的科技不如人。我们的第一张文凭上还有“钦字第一号”，文凭上的科目有治国策略、地质、物理等，所学的自然科学已经不完全是书院内容了。有些老校友回忆，北洋学堂走的就是科技强国之路，就是要为中国争口气。从北洋学堂开始，我们的校风就比较朴实，直到天津大学成立，基本上还是传承了原来北洋学堂的传统，不是领导变了风气也变了。

　　北洋学堂那时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考不及格的有，退学的也不少。那时毕业的校友在企业就职的比较多。直到现在，从政的也不是很多。总的来说，北洋学堂务实的传统，得到了发扬。

　　记者：您是地道的天津人吗？

　　单平：我是考大学过来的。

　　记者：天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错，但和北京、上海比还是有一定距离，对天津大学的发展有影响吗？

　　单平：那是肯定的。天津毕竟是老工业城市，不像北京和上海有实力，在投入上也不可能像广东省上那么多。但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支持还是尽了力的，像221工程一期，据我所知，现在全国各个省份里真正兑现的还不是很多，有的省还有困难，在这方面天津市政府还是说话算数的。

　　记者：天津大学的建筑很有特色，感觉很好。

　　单平：天津大学原来有一个建筑系。后来梁思成先生来了，他的建筑思想很有特色，设计出的建筑也很有特色，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屋檐。目前我们有一部分是老建筑，还有一部分是现代建筑。我们的校园还不错，有160亩水面，这在北方就算可以了，但水质还不行。

　　记者：做学生时，您觉得自己身上可以圈点的是什么？

　　单平：应该说是比较好学吧，杂志啊，电影画报啊，什么书我都爱看，兴趣也比较广泛，知识面比较广。优点是比较勤奋，在不同阶段想要好一些，不得不下点功夫。

　　记者：勤奋之外呢？

　　单平：除了勤奋，就是时间利用得比较好，就是在最少的时间里做最多的事。当校长是这样，以前读书也是如此，不见得比别人花的时间长，但效率比较高，时间安排比较有条理，每个阶段的工作都能做好。我们学校有5000多名教职工，我上升比较快也就是这个原因：1985年研究生毕业，1986年当教研室秘书，1987年当教研室主任，1988年就是系副主任了，1992年副教务长，1993年教务长，1994年副校长，这应该和我很好的条理性有关。

　　记者：时间合理安排很重要，但您的时间不会很多，还有保留到今天的爱好吗？

　　单平：以前是看小说，现在就杂一些，但每天都看。

　　记者：您的生活很有规律吗？

　　单平：比较有规律，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熬夜熬得很晚，晚上11点我就睡觉了。

　　记者：你从事学校管理和科研，哪一项时间更多？

　　单平：现在基本上是做管理工作。任何一位校长，如果做得比较好的，都是把百分之百的时间用在管理上，校长如果是“双肩挑”很难做好。现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是别人帮我带的，我只参与讨论，要想把业务和学校都搞好是绝对不可能的。

　　记者：那您会不会觉得遗憾？

　　单平：那倒没有，干上这行就没辙了。我认为，一位好校长不管水平高与低，起码要了解学校的情况，不了解怎么能做好决策？但是，都想了解也真不容易，各个学科得懂点吧？经费不能不管吧？后勤得过问吧？还有相关产业，招纳人才，要把它弄清楚得花时间和精力，起码得干上几年以后才明白。我的体会是，做校长前两三年就是在熟悉情况。

　　记者：您和您的学生接触吗？

　　单平：说老实话，平常接触很少。一年能讲几次话，一个学期能给学生上一两次课，允许学生“递条子”提问题就差不多了。

　　记者：那您觉得和学生的接触有必要吗？

　　单平：当然有必要，天津大学有校长信箱，每天都有很多邮件，还有不少书面信件，如果我没有时间去看，校办会进行整理。

　　记者：像信息摘要一样？

　　单平：是的。

　　记者：您会给些回音吗？

　　单平：会。哪条路不好走了，学生会很具体地写出来，我们马上找人清理修复。现在我们学校正在盖一个大食堂，结果那段路很不好走，有学生就写信反映，学校告诉他们施工完了就修路，这种反馈就非常必要。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工科学生比较可爱，如果是文科生，事情可能不会这么简单结束。

　　单平：学工科的学生老实，也比较听话，他们注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能不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解决了就很高兴，而对解决的过程中，意义有多大一般不会考虑很多。

　　记者:你们这辈人一般都经历过挫折，吃过苦，有亲身经历才能获得感悟。现在的年轻人不可能和你们一样了，但他们面对的诱惑很多，人生的方向不太好把握。

　　单平：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同的，叫你再下乡也是不可能的，但学校的一些教育是可以提供的。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国外的教育比较宽松，假期很多,上课也不见得要准备，孩子可以参与讨论，做游戏，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教育。在思想解放的状况下，才能突破条条框框，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国外的一些教育不像我们传统教育，他的侧重点在讲人与人的关爱，讲善待小动物。

　　记者：美国的一类心理康复中心，会建议心灵受到创伤的人做两件事情：一是养一盆植物，一是养一只小动物，而且要善始善终。

　　单平：老欺负小动物的人将来肯定有暴力倾向，因为他连小动物这种弱小的个体都要欺负。我们说的素质教育，不光是大人的素质教育，更要从小进行素质教育。所以不必去农村受苦也可以接受教育。素质教育应该是小学、中学就开始的，不要等到大学才谈，现在高考制度不改革就没法进行素质教育。不过，高考也确实难改，那么多学生用什么标准选拔，但总是这样也不行，考试的内容可以先行改革。

　　单平：

　　1946年5月出生，1968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同年12月参加工作。1981年在天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获博士学位。

　　历任天津大学机械制造工程系副主任、副教务长、教务长，天津大学副校长等职，1997年6月起任天津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