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李清川

　　1加1等于几？

　　潘云鹤给出的答案是大于3。

　　中年之后的状态怎样？

　　潘云鹤笑答，游刃不有余。

　　于是我相信了他的一位学生的话，“我更愿意把我的校长看作文人，因为他诙谐、智慧、有个人魅力。”

　　而我的直观是，潘云鹤的形象符合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学者的一般期望：国字脸庞，身材高大，严谨又不失亲和力。他的“可爱”，或者“魅力”更多体现在细微处，诸如，他会说，“校长要参与科研、教研，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官僚。”诸如，他会承认，“校长不仅是职务，更是偶像。”

　　的确有年轻人把他视为偶像。但更令浙大人敬重的还是他生活的简朴——住房不够宽敞，家具显得陈旧，这与他与时俱进的观念很有些差距。实际上，我的惊讶更多来自他“吓人一跳”的书法水平——他为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十八年华诞题写的“精解宇宙，博通宏微”的图片版就立在我的桌前，颇具大家风范。

　　书法，是潘云鹤的爱好之一，而且是能够保持到今天的最爱。

　　作为校长，潘云鹤不妨骄傲：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合并而成的新浙江大学，在当时被称作全国学科门类最齐全、办学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只是，他的“大学之道”过于平实宽泛：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整合”不仅是人才培养的要求，更是浙江大学所必须长久直面的现实。

　　记者：从高校的发展趋势看，有所为，有所不为似乎非常重要，尽管在一个阶段里高校之间的合并很普遍，但也在暴露一些弊端。浙江大学也合并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发展成今天的新浙江大学，现在的情况好吗？

　　潘云鹤：你知道，合校是最快的一种集中资源的方式。它最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它的困难在于：在手续上、在文化上会引起很大的不协调。在手续上，很多人所期盼的位置、所期盼的工作都是不同的；在文化上，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发展状况、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说，高校合并能够做成功一定是一件好事，但就是很难做成。好在中国的大学都是国家的，合校比较普遍，如果中国的大学是私立的，这件事根本就做不到。现在好多大学想合并，即使两边都有合的想法，没有上面下命令，也是合不成的。

　　大学合并后，往往是三种情况：一是发挥了高水平文化的带动作用，这可以表现在各项办学指标的上升；二是反之；第三种则是不同文化在“打架”，这会大大增加高校合并的成本。现在，国内“并校”后“打架”的为数并不少。

　　浙江大学合并后的情况，确实比原来预想的要好的多，当然还有一些麻烦的地方，但是对浙江大学的长远来讲，一定是好事情，只是可能我们这几代是很受罪的。

　　记者：浙江大学在合并之前，工科特色十分鲜明。合并之后，是要坚持原来的特色还是确立新的特色？就像您说的一样，由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学生素质、师资素质上可能还不够协调，还存在差距，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潘云鹤：这个问题很好，也有很多人问过相同的问题。这两年，我们在努力，可以说这部分工作很成功。为什么说浙大合并成功了呢？关键在于我们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合并之前浙江大学的工科很好，现在仍然很好，在这方面保持了特色和水平。我们把工科、文科、医科打造得更好，不是因为加在一起总量大了就好了，而是真正的质的提高。目前，我们医科的科研经费是合并以前的3倍，文科的规模也是之前的3倍，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同样是合并以前的3倍，科研的规模和效益都很好，这还不包括重点学科。

　　我们的文科科研经费是以前的4倍，以单独学科来进行评价，这就不是合并加起来的效果了。当然，合并的效果也很明显，我们的科研经费在3年里翻了两番，从3亿元变成10亿元，这就是1加1等于3甚至等于4。按道理讲，合校最初的3年应该是一个困难时期，因为这个阶段会影响布局。浙江大学实践证明，不但没有使天下大乱，反而使布局合理发展的脚步大大加快了，而且这个快不仅仅是规模的快。

　　记者：您刚才说1加1等于3，甚至等于4？

　　潘云鹤：实际上是大于3，大于4，浙江大学合并后的情况确实比原来要好。合并对创建和发展研究型大学极具积极意义，因为现代学科的发展，并不是单学科的发展，而是系统互动的过程。合并后，新浙江大学的生态环境和系统优势得到优化，有助于几年内使若干学科冲到世界最前沿的位置，并且通过不断强化多学科、强学科的优势，带动整个学科水平的提高。

　　记者：新浙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潘云鹤：合并之后浙江大学有了崭新的面貌，过去讲浙江大学是一所理工科的大学，现在讲浙江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这一点就是很大的变化。

　　在我的报告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合校后的第一个发现，是综合性大学有独特的优势，这个独特优势是一般的高水平大学无法比拟的。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事实：有一所高水平大学的老校长，也是一位老院士，是搞测量的，他说，“我们学校在测量方面是全国第一的，但是在学科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只能算二流的。在数学、英语和学校的管理上，我们并不是一流教师，一流教师都跑到综合性大学去了，因为人家的数学系是独立发展的，而我们的数学系只是基础教育部里面的，是根据测量系的要求来安排数学课程。而没有一流的教学水平教出来的学生只能是测量师，而成不了测量科学家。结果，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系是一流的，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是二流的。”

　　记者：您说的是综合性大学和一般大学所涉及到的标准是不同的，发布的信息量也不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工科学校在工科一定具备极强势，在其他方面就可能存在极弱势，浙江大学从一所知名工科大学转向综合性大学的过程中，有没有保住自己的强势？

　　潘云鹤：这个强势，说到底，单科学校的校长只需要管一项他最关注的，如果说优势就是这个了，没有其他的优势了。不是单科学校，他就得管住这几项优势，所谓的优势也就是这几项，在知识结构上其实不存在优势。

　　记者：在华东，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是国家重点名校又都是综合性大学，这种格局是不是太密集了？浙江大学如何面对这个区域里的竞争？

　　潘云鹤：南京大学实际上不是综合性大学而是文理大学。中国过去把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文理大学，一类是理工大学，这和德国的分法是一样的。复旦大学有文理也有理工，现在又把医学院合并了，它是综合性大学。但是现在综合性大学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到底是最重点综合性大学，还是次重点综合性大学，还是比较综合性大学不好评判，从这个阶段来说，很多大学都能称得上有一点综合性大学，但它的实质还是不同。

　　在这个区域里面，复旦大学的发展更快一些。它如果能解决好医学和原有的生命科学之间的融合，物理和化学之间的融合，它发展起来会更飞速。

　　记者：作为一所大学的最高领导者，我们很有兴趣知道，您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潘云鹤：大学校长的工作主要是概念型思维，应该把他的活动型思维都分给各个副校长和系主任。其次，大学校长是一个大学的代表，比如，学生要开代表大会，某位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来访，国外某所著名大学校长来签约，作为一名校长都要去出席接待，这也是一种必要的形式。再次，你要了解你的学校，要了解你的学生你的老师。第四，你还是要亲身去体验教学的过程。所以，我们中国的校长要保持科研、甚至有可能去保持教研，保持这个活动才不会变成官僚，因为一直在接触学术，等于就是个研究生嘛。而自己在拿课题的时候也要服从学校的政策，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教学结构的问题。

　　如果你还是一名著名学者，还要应付社会上的很多压力，大学校长的工作还是“丰富多彩”的。(笑)

　　记者：那您在这样丰富多彩的工作中，是否能游刃有余呢？

　　潘云鹤：(笑)游刃不有余，这个是纪律分明的，毕竟一个人力量有限。像国外大学的校长都是职业化的，在我看来，在中国当大学校长更难，因为我们现在的机制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国外的大学已经承认你是名校了，只要你保持名校的发展速度就行，我们还需要再比赛，就好像我们现在，只要进入前100名，还要冲刺到前10名去，这一轮比赛不容易。我看，如果让哈佛大学的校长去管理北京大学，他也一定不会轻松。

　　记者：您有长久的爱好吗?

　　潘云鹤：我爱好艺术，爱好美术和书法。我本科是搞建筑设计的，研究生是搞计算机的，后来又当了校长。以前我还搞过美术，经历比较曲折。

　　记者：冒昧地问一个问题，从大学的管理角度来看，您在艺术、美术等人文方面的爱好，对管理一所大学好像不是太有用？

　　潘云鹤：有的院士，他可能是搞信息学这样很严谨的项目的，但是他可以送给我一本诗集。表面上看，一些学者可能在某方面的活动特别活跃，就会倦怠了另一些方面，实际上，他们年轻时个个都是风华正茂的。你没想到吧，清华的王大中校长年轻时可是个舞蹈演员，(笑)，后来我们就厌倦了年轻时的爱好了。

　　记者：现在从社会上对工科学校的评价来看，它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我想知道，这样的压力，是不是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能否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改善？

　　潘云鹤：有这样的问题。十年前，社会对浙江大学的毕业生的评价是“很能干活”，还有半句没说出来，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是“只能干活”。(笑)你到许多企业中去，很多总工程师是浙江大学的，但是厂长就不是浙江大学的了。原因何在？就是说我们的学生没有商业头脑、经营头脑、政治头脑和合作头脑。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非常大的改进，我们的校风在求实后面加了创新二字，希望沿着创新的方向发展。四校合并后，我们希望多创造机会让自然学科的学生和社会学科的学生交流，希望文科学生的活跃和理科学生的严谨可以融合起来，那就非常好。教师也是一样，如果总是自己学校的老师在一起接触，思路就不够开阔。国家也是一样，所以要开放，你不要说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怎么样，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走出来的学生是不同的。

　　记者：我想，每个进入浙江大学的年轻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大学里，毕竟还有一个比较，也许有人就会有失落感，也许还会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

　　潘云鹤：这在开始几年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在高考时也许在同一个班级的两个同学，差50分也都能进入浙江大学。在去年，浙江大学理科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609分，609分和660分差距还是不小的，这个差距主要是热门学科和冷门学科之间的。但是，现在浙江大学的生源越来越好，差距也正在明显的缩小，拿北京生源为例，他们中也不会有人说，“我只去玉泉校区，其他校区都不去。”

　　记者：浙大的学生还存在什么问题？

　　潘云鹤：国内大学学生教育培养中最大的问题，主要是教学方法的问题。目前我国大学的教学依然是中学阶段的延伸。但实际上，大学与中学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不一样，中学教的是“绝对真理”，强调学生去记忆，学生只要记住、会用就行了。而大学阶段，一般大学可以主要教授知识，但对于研究型大学，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如何去辨别什么是真理，批判地吸收真理。

　　要培养大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即使是真理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不敢怀疑是不对的。大学教育要教给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在研究中学习，而不只是单纯地接受知识，运用知识；要让学生学会收集知识，鉴别知识，综合知识，最后才是接受知识，运用知识，而不是什么知识都准备好以后去“喂”学生。

　　其实中国学生缺乏的是对能力的培养。今后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如果缺乏全面的能力，将很难站得住脚。结果他们往往缺乏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学生应付考试的本领不错，但写起论文来往往不如人家，因为论文要靠创造。一句话，中国的学生太乖了，必须改变这种教学模式。

　　记者：您准备为他们做点什么？

　　潘云鹤：大学应打破专业的界限，实行学分制管理，允许学科交叉，培养“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学生，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培养他们多方面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浙江大学将在低年级实行学分制，允许学生按照各自意愿跨学科学习。我们不能一边要求创新，一边又用条条框框去束缚学生的发展。不要让学生永远在一个游泳池里游泳，要让学中文的学点经济，让学数学的同时学点音乐美术，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会有些不一样，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者：我和中国农大的陈章良校长聊到过农业专业的设置，一贯地看，农业确实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实际上，对这个专业的认同程度有很大差别，您讲的录取分数的低点可能就出现在这里。那么，浙江大学的农业专业甚至院系能否达到预期的水准呢？

　　潘云鹤：我们国家对于农学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来自于学生，一方面来自于领导，我认为，还来自于农学院本身。

　　学生不愿意和农村打交道，对农业认识不全面，领导系统不重视。这就像过去说“以粮为纲”，可是大家看到的是，越是以粮为纲越是吃不饱；现在呢，是怕大家不重视农业，总强调农业，但农业还是搞不好。其实农业就是一个产业嘛，把它推向市场经济就并不很难了。过去总是说要种粮食，去年浙江省粮食生产不定量了，放开后黑龙江省很高兴，因为它的粮食能卖出去了。

　　搞农业的很多老先生们认为应该转向，英国已经没有农业专业了。后来，我跟他们讲，你们有没有工专业？没有工专业了，只有工程专业，我们的专业不是一个产业，而应该是一个学科。农业学科也是生命学科，现在农业研究的前沿已经不是栽培、种植，应该去研究基因、细胞，这才是体现专家实力的最佳领域。中国的农业是怎么改革的，是靠杂交，杂交可不是种植问题，而是基因问题。种植可不是高水平大学要去解决的问题。

　　潘云鹤：

　　1946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专家。

　　197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系，198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获硕士学位。曾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95年起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科协副主席、中国图象图形学会理事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潘云鹤是中国智能CAD领域的开拓者，创造性地将人工智能引入CAD技术，研制成功了轻纺花型、广告装璜、建筑布局、管网规划等多个新颖实用的智能CAD/CAM系统，特别是轻纺花型图案CAD/CAM领域取得创造性的重大的突破，产生显著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