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很清醒地看到问题，诸如可亡身的逸豫，诸如远去的磨练和挫折，
对青年人，纪宝成依然很宽容，纪宝成知道，年轻人身上的“毛病”
是每个时代年轻人都无法跨越的。（摄影/李清川）

　　理平头的校长不多，纪宝成是一位，所以站在众多校长中，他有些特别。

　　他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担纲校长前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的“为政”经历，这使得人民大学诸多高瞻的计划得以踏实迈进。

　　“立天下志，求万世名”，在毕业典礼上，纪宝成总愿意这样激励将走向社会的学生们。这样的寄语绝非虚言，是有背景的，他把流入校园中的浮躁、炒作和急功近利看在了眼里，“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又是人民大学未变的追求。尽管很清醒地看到问题，诸如可亡身的逸豫，诸如远去的磨练和挫折，对青年人他依然很宽容，纪宝成知道，年轻人身上的“毛病”是每个时代年轻人都无法跨越的。

　　我的一位朋友出身人民大学，赴英伦远游时，学弟为她留言：海角天涯处心路仍在，百家廊外弯月如初。的确，人民大学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每一位走出的学子大多会在刻有“实事求是”校训的青石前留影。

　　在这里的记忆，不仅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不仅是挑灯苦读、孜孜以求。

　　记者：尽管面临着很大的机遇，每所大学也都会有许多实际困难，诸如人才流失问题，人民大学在这个方面压力大吗？

　　纪宝成：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人民大学的无形资源还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最近的一次学科建设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学来，他强调，要把人民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学科建设。

　　我们非常清醒地分析了人民大学目前的学科优势和存在的问题，重点是查问题，找差距。在这次国家重点学科的评估中，人民大学有25个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五位。人民大学总体上是大文科，理工科很少，也没有和任何学校合并，能够排名全国第五位，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次排名中，北京大学第一，清华大学第二，复旦大学第三，南京大学第四，人民大学第五，浙江第六。北京大学的国家重点的人文学科有29个，但它的中文系就占了6个，人民大学中文系只有一个重点学科，除去中文系，在社会学科的比较中，人民大学就超过北京大学，排名全国第一位，学科优势很明显。国家连续评了4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人民大学有10篇，在人文学科中遥遥领先。但现在我们把重点放在找差距和问题上，需要居安思危，不只是居危思危，即使我们最强的学科也存在着威胁，还有其他少量的学科，是以微弱的优势取胜的。在国际上具有可比性的，如我们的管理学科、经济学科尽管在国际上都是有名的，但还是要找差距。

　　记者：您找到的差距有哪些？

　　纪宝成：经过专业分析，我们从四个方面看待问题：

　　第一是要完善学科布局结构，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人民大学有比较齐全的文科，但并不是没有理科，像计算机、信息管理可以说在全国也很强，但总体上理工科还不够强，今后要适当地给理科以发展空间。我们要在高水平、高起点上发展理工科，要门类多一点，这并不仅仅是面子上好看，我们有两个目：一是要让人文社会学科和理工科交叉渗透，促生新的增长点，促进社会学科的繁荣；二是学校里要形成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特殊学术氛围，使文科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也能受到理工科思维的熏陶，知识结构更完善。单就文科来讲，人民也不是很全，比如说教育学、艺术学，另外，像文理科交叉的心理学，人民大学也不强。

　　第二是提高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人才培养水平，这是学科建设的核心。我们人民大学的25个重点学科中有18个是排在全国第一位的，可以说学术水平很强，但其中一部分是老一辈教授们作出的贡献，一部分学科中青年教师比较强，但还不够充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现象是存在的。学术水平的发展、提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所以在研究问题上需要全方位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国际范围比较，在这方面，我们差了很大一块。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在国际上发展就会面临着政治多极化、文明多元化的问题，没有国际视野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文科研基地必须在国际上获得认同，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在教学水平上，我们获得了很多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在教育、教学方面获奖情况在全国不是非常突出，所以要在教学思路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教学环境完善、专业设施完备等很多方面都要下很大的功夫，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都和教学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加强。

　　第三，高水平、高层次、一流的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人民大学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措施，我们并不追求很大的规模，只是在“十五”期间，每年平均培养20个左右的国内最一流，或在海外有相当影响力，有杰出成就的人才，包括“海归派”。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概念：一是已有杰出成就，二是显示出潜在的极大能力。我们会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除了引进以外，还要靠自己培养，坚决打破平均主义的人才培养机制，拉开差距，给优秀的年轻教师提供更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脱颖而出。

　　第四，加大投入、优化环境是学科建设的保证。我们的人文学科也是欠债多年，现在国家对人文学科越来越重视，对人民大学的投入也增加了，使得我们在学科建设上的投入也得以增加。在优化环境方面，我们要做到这样几点：首先要优化学术环境。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任何学科都有存在的空间，对我们的教授要“慎言左右”，学术观点不能用政治观念来衡量。同时，要在校内提倡民主，老中青教授之间是民主的，学术制约并不都是政府造成的，政府现在对学校的干涉很少，大多是自己造成的。没有学术民主就没有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根本谈不上学术创新。其次，要优化管理环境。学校管理很重要，但它的本质是什么？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学术发展、人才培养的政策环境，这就是管理，这就是服务。服务不是指端茶送水、笑脸相迎，这太表面化了，服务是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还有提高效率，不能拖拖拉拉，要互相配合，不能互相扯皮。再次，要改善国际交流环境。我们国家过去的教育偏重于理工科，从事文科的人少，成就也很少，而且在这方面的禁锢很多。人民大学十分重视国际交流，在引进国际著作方面是绝对的前列，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内任何一个出版社都不能与之相比。八、九十年代我们翻译了很多经济学、管理学著作，不久前人民大学翻译出版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主的《自由看待发展》，学校要提供一个国际交流的氛围，当然也需要教师的配合、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在人民大学，文科生是非常幸福的，每周有国际社科论坛，每两周有一位海外著名学者来讲演，每个月有位国外政要或驻华大使演讲，许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博士生都要到我们这来听讲座。事实上，人民大学的国际交流的环境对学科建设有很大的促进，我们还有一个潜在目的，海外学者来讲演，对我们的教授本身是一个促进，一方面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差距，学生和教师整体水平都会得到提高。

　　第五，优化设施环境。在这个方面，人民大学动作比较大，计划也比较多。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人民大学总共建了20万平方米用于教学、科研、行政、学生住宿，我们要用5年时间再建5万平方米，这个规划已经得到批准。全部建成后，到2004年，人民大学的教学条件将得到根本性改善，确保每位教授有自己的工作间，每两位副教授有一个工作间，实验室也将大大增加，多媒体教室的现代化手段也要迈上新的台阶。所以，我们在千方百计加大投资，除了基础设施硬件外，除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经费以外，今年专门用于学科建设的就有5200万元，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投入5000万元。

　　记者：担任校长以来，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纪宝成：一个是投入问题，一个是观念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制约人民大学发展的大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尽管很多人也在讲，应当吸引民间资本来发展大学，我还是觉得，政府投入应当是主体，这方面尽管我们有了不小的进步，但还是不够。而改革更不是一句空话，比如人事制度改革，如果依然是一个能进不能出的体制，学校就会沉淀一些并不是学校发展需要的人才。

　　记者：现在学校之外的人越来越多地听到“学术腐败”这个词，高校中的不良风气的确已经不是个性问题了。

　　纪宝成：的确，是面临的诱惑太多了，大部分教师能够甘于寂寞潜心传道授业，也有少数人经不住诱惑，变得急功近利。体现在很多方面：诸如粗制滥造，制造学术垃圾；做学问不踏踏实实，热衷于炒作；剽窃他人研究成果。更严重的是学术权利的腐败，有人利用手中的学术权利在评职称、评重点学科、评博士点等方面做手脚。尽管这些问题不是主流，但已经不是偶然现象，正在侵蚀大学的肌体。

　　记者：作为管理者，您认为，大学应该教会学生什么？

　　纪宝成：我想，应该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能力。创新应该是大学的办学理念，这也是一所大学的灵魂，这需要教师去传授。大学还应该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教会学生如何去做一个有理想、有知识、有能力、有责任感的人。教师不仅应该是学术的引路人，也应该是社会道德、社会良知、社会公正的引路人。

　　记者：我印象中，包括专业设置在内，人民大学和哈工大都是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试点”，今天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样的经验是不是也过时了？

　　纪宝成：当时苏联帮助办了两所大学，理工科是哈工大，文科就是人民大学，这倒很难说苏联的大学就是这样的模式，实际上，美国更多强调通学教育，苏联则强调专业教育。在建国初期，人才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强调专业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专业性带有比较多的功利性，但学了马上就可以用，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大学多了，通学教育才能占主导。

　　当时中国进行院系调整，许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国家，也不排除改造旧社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那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非常小，为了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就一定会走专业性道路，于是，出现了像钢铁学、石油学等学科，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具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时间长了，这种模式必须要改进。我认为，高层次的教育还是在综合性大学更好，但是高等学校都是一个模式也不行。人民大学不想变成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就是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来进行发展，规模再大还是这样，关键是要办出特色。清华大学工科最强，我想在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它是不会改变的，也没有改变的必要，它想要在文科上超过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短时间内不可能，如果要确立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话，30年、50年也许可能，但10年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说高等院校的发展定位必须要考虑自己的特色。

　　我国当时是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苏联模式是有其价值的。但是如果把阶段性的东西当成制度性的东西就错了，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做出调整。过去领导都去搞阶级斗争了，哪有心思搞这些东西，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有可能坐下来研究，进行改革。

　　记者：做校长之后，您常和您的学生交流吗？

　　纪宝成：应该是的。

　　记者：您会采取什么形式走进他们或者是让他们走进您？如果在路上遇到，学生们会主动和您聊天吗？

　　纪宝成：有，也有学生主动来找我。现在BBS上的交流比较多，在会上，路上，都会遇到学生来和我谈谈。但总体上讲，我觉得交流还是不够，另外，现在我还在教书，还带一些研究生，但校长的时间很紧，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很大的一个不足就是和学生的接触太少了。

　　记者：您怎样评价您接触过的年轻人？

　　纪宝成：人民大学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从科学文化素质来讲都是尖子，政治上热爱祖国，外语水平、眼界开阔、知识面这些都比我们以前好多了，有时我们老师也要向他们请教，这都是长处。但不足之处还是有的，这是任何时代的年轻人所共有的，就是不够成熟，这也是人生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现在大多数学生都是家长的掌上明珠，考上人民大学的又都是各个学校的尖子，是学校老师的心肝宝贝，在这样的双重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有些学生的心理素质不够坚强，还经不起冲击。在中学是学习尖子，但到人民大学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会存在普遍的失落感，我印象中，有个省文科状元考到人民大学来，但成绩还不如其他省的若干名，“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心理也许会失去平衡。这实际是当代大学生普遍面临的问题，需要更多地锤炼心理素质，要经得起风波、磨练和考验。现在这个时代是个变化多端的时代，机遇很多，矛盾很多，诱惑很多，容易出现许多不平衡，和我们那时不同，我们那时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

　　第二个问题是要学会怎样尊重他人。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团队精神，要真正把自我实现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如果大学生都没有这种意识，还能要求谁具备呢？这条我觉得是当代大学生非常欠缺的，这和目前孩子从小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更加踏踏实实，摒弃浮躁。一直以来，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很盛，功利主义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如何踏踏实实，也是人民大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一样。这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其实更实用，这里面包含了诚信，我们学校有孩子把说假话不当回事，把考试作弊也不当回事，在今年我们学校第25届学代会上，我就讲了要按江泽民总书记在清华大学所讲的五个方面去要求实践，我们人民大学的学生走到社会上还要做到八个字：“国民表率，社会栋梁”。走出去的学生首先要是个合格的公民，而且要是个优秀的公民，因为你是精英，要发挥示范作用，然后要做社会的栋梁，建功立业，要为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这八个字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学校的共识。我们每年的寒暑假都有学生和台湾学生交流，他们自己做的礼物中就有由学生书法家写的这八个字。

　　纪宝成：

　　1944年11月出生，江苏扬州人。

　　1966年于北京商学院本科毕业，198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以来，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2000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纪宝成是中国商业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主要从事市场与商品流通、商业经济、市场营销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系国内最早从事市场营销研究和现代商科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