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出身的王生洪先后在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机关、政协以及
地方大学工作过，他对此的总结是：沉淀下来的，都是财富。(摄影/周建民)

　　十年前那个夏天的另一股热浪，来自舌战狮城的复旦大学辩论队制造的那个太阳。当然，只是对我而言。

　　当那个夏季的许多记忆随着高温逝去而散尽，只留下了四位青年才俊的旁征博引、温文尔雅时，那轮太阳的光环里蕴含着的光荣与梦想、真实与虚妄彻底改变了我的青年时代，使我最终痛恨一种生活却又欲罢不能——大学里的第一个暑假，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随后担任哈工大校辩论队队长，俨然以半职业选手的姿态往返上海、北京和哈尔滨的赛场间，与评委蒋昌建、姜丰含蓄地握手，举起过奖杯，品味过失败……

　　往事如昨，因辩论而激情的年代已渐渐离我远去。去年在复旦文科楼采访从耶鲁大学归来的蒋昌建时，我更留意贴在他门上的那张“熊出没，请注意”的明黄色招贴画。天气好的周末，我还是会到复旦大学的校园里转转，大多不为读书，也不为听讲座，只是想看看校园，看看校园里涌动着的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能让我想起我的大学，让我想起蓝蓝的天。

　　这样的情怀，王生洪也有过。

　　事实上，在中国名校的排名里，复旦大学一直颇有争议。在学术和教学方面，复旦的优势似乎不及它的地理位置的优势那样明显，似乎是后者给复旦带来了更多的资金、人才的集中和无限的机遇。王生洪说，复旦的发展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他的身上透露着典型上海人的特质：讲求实效而不喜张扬；行事低调但自信满怀。此前，我曾经几次近距离观察过王生洪，读过他的专著《有限元方法及其应用》，坦率地讲：他的专业与我的认知及生活均相距遥远。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与王生洪站在顶楼的天台上闲聊。远处是黛色的山体，四周是天籁之声，而我们的头顶，是满天的星斗。

　　记者：您的经历非常丰富，在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很多岗位都工作过，过去的经历对您今天主持复旦大学的工作有帮助吗？

　　王生洪：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报道重点是哪些？

　　记者：是这样的，每个校长的个人经历对于今天的青年人都是有示范作用的，尤其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诱惑和困惑都很多。我希望一些人，一些有心人，可以从名校校长的人生道路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鼓励和启示。

　　王生洪：我自己是科研出身，长期从事电子科技结构设计包括雷达、测定望远镜、天线等研究。我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之前美国有阿波罗登月计划，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没有看到登月场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只是图像不清楚。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因为急需，我们向美国购买了卫星通讯地面站，后来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时，我们又购进新的设备，我当时带的小组的就是研究卫星通讯地面站的结构设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国家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这段经历对我当研究型校长很有帮助。

　　第二，我曾任上海市教委主任，对上海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发展有比较多的了解。在我担任市教委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市委领导做出过一个决定：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顺应上海经济进入到快速起飞的阶段。改革初期，黄菊书记认为一定要看到教育、人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地位。当时上海市教育工作的主要方向是管理地方大学，而市委认为应该充分发挥中央直属大学的作用，像复旦、交大。当时我没想到，后来我会到复旦当校长。教育部和国家部委直属大学可以为上海地方经济和周边经济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作为校长，也要充分利用推动上海发展的反作用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努力，把握这个互动的关系就是得益于从事教育宏观规划的多年经验。第三，我也曾经担任过上海科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和上海大学的校长，现在到复旦大学当校长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获得了更高层次的提升，而前两所学校的经历，奠定了我对大学工作的管理概念和基础。复旦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大学，我对它非常有信心。世界上有许多举世公认的对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一流大学，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像哈佛大学360年历史，剑桥600多年历史，而我们要在几十年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要超常规发展。我们有自己的优势：首先是中央科教兴国的决心和群众的基础；其次我们地处上海。上海这20年的飞速发展为“到201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对我们说来是精神上的有力推动，我们还是要运用前面提到的互动概念。还有，我认为我们海外留学生的优势不可小看。过去20年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有40万人到海外留学，特别是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本科生，在国内都是千里挑一、出类拔萃的，他们到国外也都在最优秀的大学里求学。他们有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而祖国的发展也给他们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耶鲁大学校长和我说过，这是中国很好的发展优势，这些优秀的留学生对国家都很有感情。我当过政协副主席、上海海外联谊会会长，曾专门带团去海外看望留学生，他们在国外学习深造，但了解并热爱祖国文化，关注着祖国的发展，我们和很多留学生都建立了友谊。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在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机关的工作以及担任地方大学校长的经历，让我比较了解上海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和高校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些对我担任复旦大学的校长都起到了积累的作用，沉淀下来的，就是财富。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了工作的交叉性，我知道您也非常强调学科的交叉性。您求学时的第一个专业是工程力学系精密机械专业，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是爱好，还是有其他原因？

　　王生洪：我原来报考的是中科大设在上海科技大学的中科大分校的核物理专业。因为当时是5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年轻人对工程专业很感兴趣，钱学森也回国搞工程力学。我当时的想法是：受过工程学的专业训练，在逻辑思维上是有益的。反过来，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还要学习人文知识、社会科学，这是对自己的挑战，更可以推动自己不断进步。

　　记者：您觉得自己成功得益于自己的什么特点？勤奋，还是其他的什么？

　　王生洪：我距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距离，我并不满意现状。复旦大学的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需要很长时间，不可能在我这一任校长的时间里完成，这就像复旦大学在国内的威望并不是我建立的，而是从陈望道、苏步青到杨福家等历任校长逐步发展起来的。复旦大学在历代复旦人的共同努力下，确实发展很快，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们用了三年时间把在SCI(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量翻了一倍，科研经费每年都高速度的增长；学生在老师的培养下也取得很多成绩，学生挑战队三次获得团体冠军，这反映了他们在课外的科技创新；和原来的医科大学合并后，复旦大学的重点学科发展到27个，全国重点学科评价仅次于北大和清华。我这个人的特点和我的经历密不可分。我曾在政协工作，政协工作是以团结民主为主题的，要广交朋友、广纳群意，广求善言，所以在大学这样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当好校长我认为首先要尊重教授，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复旦大学的教授在学术上地位普遍很高，尽管有过很多大学、政府的工作经验，但是领导这样一个高层次大学，我觉得自己的知识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把教授的思想和智慧集中起来，服务于学校的建设发展。我觉得我在工作中比较重视民主、善于团结人，善于吸取非常有才智的教授们的意见，这大概算是自己的优势吧。

　　记者：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王生洪：我们复旦的学生进来的成绩都是很好的，非常聪明可爱。作为校长，对每个学生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一个都要喜欢，每一个都是我工作的对象。他们要在成长的过程中锻炼，要通过学校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成为社会、国家的栋梁之材。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学生有两种，一类学生很有好奇心，有一种执著的追求。我想，一个好的大学校长会认同大学不仅是阐述、传授知识，还是鼓励探求知识的场所。我们要启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对世界产生好奇心，这是青年学生非常宝贵的素质，因为将来他们身上要肩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就要有执着探究的精神。另一类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最近复旦提出三个关注：关注社会的进步，关注人类的发展，关注百姓的疾苦。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教育要让学生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同时还要树立一种责任感，这一点尤为重要，哪怕再优秀的人才如果他对社会、人类、老百姓没有感情，我们的教育资源就浪费了。所以我们平时非常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我们在财政支出上有三个100万元保证，第一个100万元用于鼓励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学生一定要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让他们较早地参加科学研究活动，学生们很聪明，成长得很快，为很多科技作品在大赛中夺得团体冠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个100万元用于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尤其是艰苦的地方，让他们了解中国、适应社会；第三个100万元用于支持社团活动，前几年复旦的学生社团有60多个，现在发展到90多个，通过这些社团活动来增强学生的活动能力，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塑造他们的领导才干。

　　记者：有一位校长跟我说起过一件有趣的事：一个复旦的学生和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同样走在路上，你能很快分辨出哪个是复旦的，哪个是交大的？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又能表现在自己的学生身上，有的很明显，有的可能不明显。您觉得，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生洪：复旦的学生大概内在的素质涵养比较好，知识面比较广，并且善于思考，这和学校是有关系的。复旦是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我们的老校长题写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静思。就是说，追求学问要博学，但是志向要坚定，志向一旦坚定，追求学问也就会无止境；切问而静思，就是对问题要进行深刻的思考，同时又要联系实际。复旦的学生在这样的校训之下就有了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复旦有一句话，“追求卓越”，就是有一种不服气不认输的态度，追求尽善尽美。

　　记者：我接触的校长中有不少人都经历过很大的挫折，他们在很艰难的状况下都保持着自己对生活的期望，我不知道，您的经历中有过很大的挫折吗？事业上一直很顺利吗？

　　王生洪：我读书时还是比较顺利的，我在初中、高中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但我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也下过乡，在文革中受过批判，我的老师也被批判过。应该说，在文革时我比较彷徨，但后来结束了，我就很高兴。作为青年教师，从文革中过来，我们知道要珍惜时间，很多人和我一样拼命地工作，导致胃出血很严重，每年差不多都有几次。但应该说，我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比较顺利的。

　　记者：在这种环境中保持一种期待并不容易，您能够保持到最后，并且对生活、对学术保持着追求就更不容易，从挫折中您学到了什么？

　　王生洪：我当时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自己激励自己，一定要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我小时侯就喜欢天文，后来我设计天文望远镜，我总是想，世界那么大，人只是沧海一粟，这样想的结果是能经受得起任何的挫折或磨难。

　　记者：您坚持的是什么？

　　王生洪：我信奉的一条人生哲理就是：事在人为，莫道事事皆由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能有您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挫折历验，所以在很多方面，包括承受力、奋斗精神、忧患意识，甚至责任感，都与你们这代人有差距。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看待今天青年的成长，您觉得他们应该更注意些什么？

　　王生洪：今天的青年有一些明显的优势：他们很聪明，有更多的渠道了解社会，对社会生活比较敏感，但也应该注意一些修养，要有关注。现在的青年比我们那时要幸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很多，他们的学习条件也越来越好，但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应该时刻关注人类的进步，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百姓的疾苦。只有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思考问题，把人类、社会、百姓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青年才能把握好自己的方向，就不会只注重眼前利益，可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广一点。如果能为人类、为社会、为百姓多做点事情的话，青年人的人生意义会更大。

　　王生洪：

　　1942年6月生于上海市。

　　1965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工程力学系精密机械专业，1981年3月至1982年8月在美国普度大学土木系、机械工程系进修，1982年8月至1983年2月在美国亚里桑拿大学航空机械系进修，1983年2月至1983年6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天文系合作研究。曾任中国电子机械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主任、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期间又先后兼任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高教局局长、上海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会长等职)、上海海外联谊会会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98年12月起兼任复旦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