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秀丽

　　自我简介：汪秀丽，女，现年35岁，中共党员、天津市蓟县残疾儿童康复中心主任、天津市红光别墅聋儿康复中心主任。1988年，19岁的汪秀丽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幼儿教师工作，义无反顾地投身聋儿康复事业，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本着“一切为了聋孩子”的宗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连续三次创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但使300余名聋哑儿童开口讲话，而且带动和促进了我市聋儿康复工作的发展。多年来，汪秀丽先后历任天津市青联委员、中华全国青联委员，并先后获得市级新长征突击手、市级助残先进个人、市优秀共青团员标兵、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市“八五”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天津市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入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三十名候选人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市“九五”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九五”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1994年12月出席了“全国跨世纪青年人才群英会”，多次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中央电视台、天津电影制片厂以汪秀丽同志的先进事迹为素材拍摄的电视剧《核桃哨》荣获第十七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天津电视台录制的反映汪秀丽同志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来自大山里的声音》，荣获2000年度中国电视“金鹰奖”。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雷锋、董存瑞、江姐是我们这代人学习的榜样。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爱和老太太们聊天，因为她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我是她们的忠实听众。见到老年人走路拄拐杖，我会主动上前搀扶，甚至帮她们梳头、剪指甲。看见她们孤独寂寞地坐在自家门坎的大石头上，我会上前与她们说句话，或是问候一声，她们特别高兴。但是村里更不幸的人是两个想说话、渴望说话但永远都不能开口讲话的——哑吧。

　　1988年的一天，我偶然发现一本杂志上说：“全国有7岁以下聋儿70万，他们绝大多数都有残余听力，如果在学龄前言语发育的关键期，借助助听器进行听力语言训练是可以开口讲话的。”当我进一步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后，压在我心头多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搬开了，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不知是激动还是兴奋，总之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埋藏在我心底的火焰被点燃了，她们有救了！聋哑孩子有希望了！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很遗憾，父亲的好友和我的小伙伴已经错过了言语发育年龄，再也不能学会说话了。但是，我想绝不能再让有机会康复的聋孩子失去语言，我一定要帮助他们走出无声世界。

　　就这样，我毅然辞去了幼儿教师工作，坐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天津学习聋儿康复知识。当时残联刚刚成立，聋儿康复工作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聋儿康复涉及到医学、特教、幼教等专业，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学，我只好先从特殊教育入手。在县、市残联的帮助下我来到天津市第三聋哑学校进修，在这里我系统学习了特教专业知识，我将学到的特教知识和我从事幼教工作的经验相结合，立志总结、探索出一套适合聋幼儿的康复教育方法。

　　89年春节刚过，我的聋儿语训班就在聋孩子们的吵闹声中正式开课了。从此，我敲着一个小铁锣，走上了我的艰苦创业路。

　　农村交通不便，家长们不能每天接送孩子，为了减轻聋儿家长们的负担，我采取全寄宿制，孩子们全年整托在我家，白天我是他们的教师，给他们上课、训练、游戏，晚上是他们的保姆，给他们洗漱、洗衣服、理发、剪指甲……。

　　聋孩子的性格特点就是任性，特别是以前在家里娇惯坏了，一个个简直都是野孩子，让他们开口学发音真是太难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训练，聋孩子们终于能发音了，但是，发出的音又都是怪音、高调，还要口对口、手把手的帮他们正音、正口型，教他们做唇舌操，说儿歌、绕口令以巩固学过的音节和单词，我每天都要说上千句的话，有的孩子因家里困难买不起助听器，我只能提高嗓门和他们喊，经常喊的我精疲力尽、声音嘶哑，他们能说话了，可是我却哑了。

　　随着时光流逝，我初步的成功得到了社会各界及家长们的认可，影响越来越大，前来求学的也越来越多。1993年初，我就和父亲商量筹建新校舍，以改变简陋的教学环境，改善教学条件，让更多聋孩子开口讲话，我的计划又一次得到了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父母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已分户单过的哥哥也把他几年来拼死拼活挣的血汗钱给了我，我七凑八凑，总算凑足了七万多元钱。为了不耽误聋孩子们的课程，我白天出去借钱，晚上回来还要给孩子们上课。

　　为节省资金，在整个夏天里，我连一棵冰棍都舍不得买，袜子穿的露了脚趾，母亲发现后给我买了一双袜子，正当我要穿时，身边的一个聋孩子凑近了伸出脚，望着我，意思是他的袜子也坏了，他想要新袜子，于是，我把袜子给他穿上了，把自己的袜子补了一下继续穿，因资金紧张，我舍不得乱花一分建中心的钱。

　　从建中心后，谁一提施工建筑，我就紧张心跳，因为在当时，我不仅要去借钱，还要去买料、选料、监工、验收等，乡村施工队常常是偷工减料，不认真履行合同，不按要求去做，为此我没少和他们吵，他们可能看我是外行，又是小女孩，好欺负吧，开始他们根本不听我的，为了工程质量，我毫不让步，有一次和工人争执不下，我冒雨骑车十几里路去找他们工头讲理，浑身都湿透了，最终他们看我太叫真，也只好让步了。回来的路上，我心里有一种无助的感觉，苦涩、酸楚油然而生，虽然争吵以我的胜利而告终，但我高兴不起来，泪雨交加，已经分不清了是雨水还是泪水。就这样，从7月1日开始，本应两个月完成的施工，在边借钱、边施工的情况下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奔波苦战后，于11月3日，投资十五万元的“天津市蓟县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终于建成开业了。

　　中心建成了，按理说我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我放松不了，而且总是愁容满面，我是被建中心欠下的8万元借款压的喘不过气来。时隔不久，我创办康复中心的事得到了市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新闻媒体的报道，当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平顺同志(现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得知我的困境后，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帮我把盖房借的8万元欠款还上。为此，市残联和蓟县政府在自身经济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帮我还清了借款，使我度过了难关。我永远不会忘记，市残联刘洪理事长为了帮我还上欠款，四处奔波，有一次来蓟县，在崎岖的山路上，因司机不熟悉山路，刘理事长的汽车险些翻下山崖。看到聋孩子们玩的那么开心，笑的那么甜，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的开心，就是我的快乐！我今天的一点点成绩都是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取得的，我衷心感谢他们，我祝福他们：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聋儿康复事业也发生了很大发展，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聋儿康复机构。本市也建立了一些聋儿康复机构，竞争很激烈。面对日益减少的生源，应聋儿家长们的强烈要求，我决定第三次创业，迎接新时期的挑战。2000年初，我吸取第二次创业时的经验和教训，利用国家对购房信贷的优惠政策借、贷了80万元，在天津市北辰区红光农场购买了一套别墅，创办了“天津市红光别墅聋儿康复中心”，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我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听力检测设备和美国泰亿格公司的“启音博士”和“启聪博士”两套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安装了空调、燃气取暖设备、大型游乐器械，使康复中心的硬件设施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同时我发挥民办康复机构在教学、管理上的优势，狠抓教学、服务质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软硬件全面上水平。我背负着巨额贷款，以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效果，为聋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听力语言康复的乐园。

　　凭着先进的设备、丰富的教学经验、严格的管理制度、高度的责任心和耐心，我在国内率先推出康复效果承诺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预定的效果，否则退还学费”。把希望留给孩子、把信心留给家长、把风险留给自己，得到了家长们的普遍欢迎。

　　从1988年至今，我已使300余名聋儿开口讲话，155名聋儿进入正常小学(幼儿园)，平均送普小(幼)率达到50%以上，远远超过12%的国家标准，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期间经历了重重困难，也得到了许多朋友和政府组织的帮助与关爱。我感谢他们，我的成绩里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是大家的爱，让残疾儿童康复事业的花朵美丽绽放，让爱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