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山顶洞人

　　我爸的高血压犯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我妈带着毛毛回了家。他们不会再来Ｗ市，也不会让我再回长沙。那意思是，我不认毛毛这个儿子，他就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不知道，我爸的观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他以前和我一样，也不喜欢毛毛。

　　沫沫从我妈那里得到的情况比我还要多，看来我妈真是饥不择食，喜欢上她了。沫沫说：“毛毛在长沙刚刚输过一次血。那孩子真是坚强，从来不哭，就被你吓哭了一次！你爸妈也怪可怜的，两个人的退休工资全搭进去了，还没底。他们怕毛毛走了，就想你对这孩子好一点点！”

　　“要我怎样对他好？”我狡辩地反问。

　　沫沫从身上掏出两张纸片，递给我：“这是毛毛留给你的。”

　　我展开一看，是儿童绘图。一张纸片上，画着歪歪扭扭的线条，组成了一个站立的武警，头戴警帽，身穿制服，腰佩手枪，旁边写着“我的爸爸”。另一张纸片上，画了一列奔驰的火车，一头写着Ｗ市，一头写着长沙，在火车的一头一尾，分别站着我和毛毛。

　　我把纸片扔在一边。我说：“我早就不是武警了！况且，‘许大头’也从来没有给我配发手枪。”

　　沫沫拾起图画，在掌心抚平。“这只是一个孩子心中的形象！我也知道，你早就不配做他爸了。”

　　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不管我承不承认这孩子，我们还是父子。这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沫沫说：“你这么说就对了。想想那孩子吧，他即使是一只狗、一只猫，也是你们毛家的！”

　　沫沫这么一说，让我的心立刻软了下来。也许真是血缘亲情的缘故吧，从毛毛出生开始，我就离开了长沙，我在他的脑海中又有多少印象呢？也就是最近的半个月，我妈带他来过两次Ｗ市，毛毛见到我的情景，从来没有陌生、畏惧、恐慌。在我一次又一次地排斥他的时候，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靠拢。可他还是一个不到四岁的小孩子！

　　沫沫虽然懒惰、愚蠢，和毛毛没有一点联系，但她懂得如何善待一个身患重病的孩子，一个濒临死亡的孩子。而我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竟是如此残忍，毫无人性。明知他将不久于人世，却不肯给他应有的父爱！我想，这一切，都是钟小玲把我搞昏头了。

　　我从沫沫手里要过图画，仔细端详。我生育了毛毛，毛毛重新塑造了我！那个图画中的武警，应该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不是一个诛亲戮子的暴徒！我轻轻摩挲毛毛的图画，和沫沫讨论了他的病情。

　　沫沫说：“只有你才能拯救毛毛！”

　　我明白她的意思。

　　１９９９年的夏天，我关闭了“探索者”，身怀一笔转让费，告别沫沫，一个人回到了长沙。我没有告诉小胖。我想，对沫沫，我是一个不负责者；对小胖，我又是一个负责的人。所以，我对她们深感惭愧，又心怀感激！

　　我在长沙的每一天，都是在医院病房陪毛毛度过的。他秉承了我的性格，坚毅，不屈！正如沫沫所说，打针吃药从来不哭。有一次，医生要给毛毛作骨髓穿刺，在护士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连我妈都哭了，他却朝我们做了一个鬼脸。那一刻，我终于第一次为毛毛掉下了眼泪。一个混世魔王，也有被感动的时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天使。

　　医生的检验报告出来了。血象：正细胞正色素贫血。骨髓象：成熟淋巴细胞增生。血免疫球蛋白减少。毛毛急需输血！我输给了毛毛２００ＣＣ鲜血。医生对我强调说，父亲的血液，有利于孩子血液的再生！听了医生的话，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以为我给予毛毛的，是第二次生命，是双倍的爱。

　　毛毛在输过我的血液后，病情开始稳定。我妈也开始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她说，到底是父子，隔代的血液，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我这才知道，我妈也曾为毛毛输过血。我和我妈的血型都是Ｂ型，毛毛也是Ｂ型。因为有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我终于理解了我妈，她相信沫沫的理由，缘于女人共同的善良。不管这个女人曾经是多么的坏，她对幼小的生命，总是笼罩着母性的光辉。

　　其实，我爸的表现也不错。在给毛毛输血的问题上，他同我妈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可他是Ａ型血，关于这一点，我爸是很清楚的，我也是很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我常常闹着要我爸给我帽徽、领章玩。他一高兴，就给我一些旧的帽徽和领章。那个平行四边形红色绒布领章的背后，有一个红色的方框印，上面写着姓名、部队番号、血型等等。在“血型”一栏，我爸填写的是Ａ。我那时年龄太小了，不知道血液还要区分型号。我爸告诉我说，如果在战场上负伤，卫生员撕掉伤员的领章，就可以马上知道他的血型，省去了战地验血的麻烦，从而为抢救伤员赢得了宝贵时间。

　　问题是，我爸的血型为Ａ，他为什么也要抢着给毛毛献血呢？毛毛病重期间的一天，有人在医院大门口塞给他一张宣传单，上面有诸如“血液银行”之类的广告，说是义务献血达到多少毫升后，直系亲属中有人急需输血抢救时，可以从医院血库中免费获得别人捐献的血液。原来，我爸是想用自己的Ａ型血，换取别人的Ｂ型血，同时省下我妈的血。

　　我爸像战时挽救革命同志的生命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捋起自己的胳膊，让医生抽血。在快要达到规定的标准量时，我妈说，不能再抽了！再抽，老头子就要倒下了！我爸说，献血，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可以给毛毛治病，又可以给自己降低血压，为什么不抽了呢？可就在最后一次，我爸真的晕倒在了医院的献血室里！后来，还是我妈把自己的鲜血，直接献给了毛毛。

　　我带毛毛在医院的草坪间玩耍。这孩子太顽皮了，从不顾及虚弱的身体，缠着我要和他打仗。我们用手指比做手枪，向对方开枪。

　　毛毛说：“爸爸，你打中了我，我会死的！”

　　我的心头猛然一颤，赶紧抱住他。“爸爸不会让你死的，因为你是爸爸的儿子！”

　　毛毛嘟起小嘴说：“爸爸，你能让我看一看你的手枪吗？”

　　我无言以对。觉得自己在部队时，真是一事无成！

　　毛毛又说：“爸爸，我不要你陪我。你不上班，不抓坏人，不是好孩子。”

　　我惭愧至极。觉得自己退伍后，虚度了大好光阴！

　　我爸在血压稍稍平稳之后，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坐在客厅一角，像一杆靠着墙壁生出锈斑的长枪。他噼里啪啦，从口中蹦出的一排子弹，对我构成了不痛不痒的杀伤力。

　　我爸说：“你还想怎样？你把这个家搞得颜面丢尽、山穷水尽了。你是不是要毛毛这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教你怎么做人？如果毛毛不得这个病，他将来肯定比你强。老子不如儿子，你还混吗？”

　　我说：“等毛毛的病情好转后，我就去找一份工作。在Ｗ市，我曾经有一个门点，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会拼命挣钱，还清债务，让家境慢慢好起来。”

　　“你挣不挣钱是其次的，重要的是要好好做人！”他突然说：“那个沫沫是怎么回事？有一个钟小玲已经够呛，你别弄出第二个钟小玲来。”

　　我说：“沫沫和钟小玲不一样。我和沫沫是朋友，她对我很好，对毛毛也很好，她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我爸说：“我和你妈都老了，说不准哪天会突然闭上眼睛。你自己的事，自己看着办吧。总之，不要让别人操心为好。”

　　我说：“这个请您放心，我会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我现在对毛毛的态度不是转变了吗？”

　　我爸“嗯”了一声。

　　我发现我爸真的很老了。他瘦削的脸庞，憋出了发亮的紫红色。在我回家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搞不清楚，像我爸这样的一个瘦老头儿，怎么也会得高血压？这次谈话后，我总算明白了，一杆生锈的长枪，装满了生活的子弹，当他无处击发时，他只能把它逼进内心。一粒子弹飞速倒转，摩擦，发热，我害怕有一天，它会像我们当兵人通常说的——“炸膛”。

　　毛毛的治疗效果不错，鼻血基本止住了，脸上开始有了红晕。同一病房的病人说，这真是一个奇迹。与医生交流多了，我还学到了不少医学常识。白血病虽然是一种造血组织的恶性疾病，但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并非不治之症。通过积极的化疗、放疗、骨髓或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等联合治疗手段，半数以上的患者可以达到延长生存期，少数患者还能得到痊愈。如果毛毛能坚持到痊愈，那才是我期待中的奇迹。

　　我高中时期的一些同学，知道我回来的消息后，纷纷到医院找我。他们给毛毛带来了食物、玩具和鲜花，我从中挑出一只塑料手枪，递给毛毛，他“哼”了一声，说是假的。

　　庞波说：“毛毛像毛次，快成人精了。”

　　庞波是我同学中最要好的一个，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形影不离。后来我去Ｗ市参军，他去英国读书，再后来他回国，在德雅路经营了一间小酒吧。现在，庞波和几个同学约我周末一起去酒吧玩。

　　我想起我爸说过的话，又有些犹豫。

　　庞波说：“大家难得聚在一起，还是去吧，带上毛毛。”

　　我没想过要带毛毛去那种地方，他是一个正在患病的幼儿。周末，我托付我妈照看毛毛，自己去庞波的酒吧看了看。几个同学都在那儿等我，我们喝酒，聊天。几年不见，世事无常，我从他们口中得知，不少同学在外地上大学，也有几个成天在街上“撵兔子”，还有几个蹲了大狱。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庞波的故事对我的启发最大。高中毕业后，庞波没有直接上国内的大学，而是去了英国的苏格兰阿伯丁。他爸妈都是做小本生意的，积攒了一些钱后，就送他出去读语言，然后再上当地的预科，直到大学，弄个“洋文凭”。庞波年轻，自制力差，他的留英生活，基本就是购物、上网、看黄色电视，英国的深夜档电视节目，大概只有这个。赤裸裸的性爱，撩拨着他们的身体。于是，几个中国男孩常常面对电视机，集体手淫。庞波就读的那所语言学校，以中国学生居多，每逢周末，他们结伴必去的地方是伦敦。那里有世界顶级的服装、音乐和时尚潮流，还可以从唐人街上，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中国食品。

　　“英国的诱惑太多了！”庞波说。有一次，他和同学去买电脑，认识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国人。后来，这个中国人经常来庞波的住处玩，并给他们带来了大麻。庞波的英语没有多大的长劲，但学会了抽英国的大麻。一转眼，他在英国呆了近三年，花光了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五十多万。１９９７年圣诞节前夕，和庞波同住的两名同学，一个因超时打工，被英国当局勒令出境，另一个也因为在国外“没有前途”，而被父母召回国内。那年冬天，望着陡然空空荡荡的房子，庞波感到格外孤独、空虚、无助。圣诞节过后，他买了一张机票直飞北京。到京后，庞波没有走出首都机场，又直接登上了飞回长沙的班机。

　　站在黄花机场，距家只有一步之遥，庞波却迈不出回家的脚步。他在旅店住过一宿，第二天在外租了房，接着，在机场附近的酒店当起了门童。三个月后的一天，庞波在机场为客人运送行李时，被他父母的一位熟人认出，至此，他的父母这才知道，失去联系三个月的儿子，原来就在长沙。

　　当父母围着庞波泪流满面时，庞波没有哭。他觉得哭已经不能代表什么，惟有努力，重新开始，才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新的希望。后来的事实证明，庞波很努力，一段时间后，他辞掉了酒店的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开了这间苏格兰风格的小酒吧。

　　“ａｂｅｒｄｅｅｎ（阿伯丁）海边的风景真美！它是我现在想起英国的惟一理由。”庞波说，“总有一天，我会重返英国，赚取英国大鼻子们的英镑。”

　　庞波听说了我的境况后，极力邀请我加盟他的酒吧，等有了一定的积累，再把生意做到英国去！他说他认识的那个英国房东，可以帮忙。

　　可是，我对他的酒吧没有一点兴趣，我念念不忘我的户外运动营。我把我的长远计划对庞波说了，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可以把那些有钱人，弄到英国去，不是旅行，不是考察，而是冒险。庞波还向我介绍了一位正在Ｗ市当官的、有权有势的人，那个人的儿子，是庞波在英国语言学校的同学，目前正在英伦大学读预科。他同样是“玩的多，学的少”，读过三所语言学校、两期预科。

　　我问那当官的官衔和姓名。

　　庞波告诉我说：“是Ｗ市路灯局的局长，复姓，上官瑞云。”

　　那是酋长供职的单位，是酋长的上司。我当即拨打了酋长的电话，他老是关机，我随后从湄沁那儿，证实了庞波所言不虚。

　　和湄沁通完电话后，我还想和沫沫，还有小胖说话。我想对她们说，我想你们，我想Ｗ市，我想那个承载了我梦想的“探索者”。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拨通她们的手机。那个该死的沫沫，她以前总是有事无事地拨打我的手机，然后等待我反拨过去。可现在，她竟连一个铃声都不愿给我。

　　同学们在谈论爱情，他们有说有笑。我坐在酒吧的角落，不想插话。我现在是什么呢？我是一个逃回长沙的“隐形人”，这不符合我的性格。为此，我决意先拨打沫沫的手机。我坚定地认为，她肯定在Ｗ市某个地方等我，等我在黑暗中和她做爱。沫沫，我向你保证，在做爱的时候，我再也不开灯了。还有，从现在开始，我答应你的每件事情，都要做到，对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不欺负你，不打你，不骂你。相信我，如果有人欺负你，我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帮助你。在你开心的时候，我会陪你开心，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我要哄你开心，永远觉得你最漂亮，连做梦都想到你。

　　就这样，我一个劲儿地拨打了沫沫的手机。手机屏先前提示说，机主已离开服务区。后来终于被我拨通了，接听电话的，竟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我冲着他说，你是什么人？他反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沫沫的朋友。他说，你有毛病！关机后，我又想起了那两个在小饭馆做爱的孩子，那个青年男子，会不会也是沫沫的网友，是从辽宁来的？还是从吉林来的？于是，我再次拨通了沫沫的那部手机。那个青年男子告诉我说，这是一部在Ｗ市旧货市场上，刚买到的别人的旧手机。

　　我离开Ｗ市时，一个子儿也没有给沫沫留下。她卖掉手机，会用这些钱继续去买彩票，她居无定所，还会温饱不济。于是，我决定迅速返回Ｗ市。我赶到医院，把我爸妈叫到走道上说：“毛毛的病情有了初步的稳定，我现在得回去挣钱！”

　　他们商量了一阵子后，当即对我说：“去吧，不要让毛毛知道了。明天你走时，我们带毛毛出去回避一下。”

　　我让我爸妈都回家，我想陪毛毛在医院再睡一晚。毛毛手舞足蹈，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

　　毛毛催促我爸妈快走。他天真地说：“只有爷爷奶奶都到家了，我才可以和爸爸睡觉。”

　　我妈说：“白疼了你。”

　　毛毛说：“我不疼啊，和爸爸睡觉，不疼。”

　　我们都笑个不停。这以后，我一直在给毛毛讲故事，讲我部队时抓小偷、捉坏人的故事，毛毛听得津津有味。到了后半夜，毛毛躺在我的怀里睡着了。他的小腿不停地踢来踢去，把我的肚皮都踢疼了。他大概是遇上了坏人，在梦中英勇搏斗。

　　清晨，我没等来我爸我妈，就悄悄起床，准备离开长沙。我吻了毛毛，我带着毛毛身上的来苏水味，回到了Ｗ市。步出车站出口，我看见汹涌的人群，铺满了整个站前广场。我蓦然一惊，我回来干什么？我又能干什么？极端的情绪化倾向，让我在这些年来吃尽了苦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不计后果，一切从零开始，一切又以零结束。我再也不能这样了！我发誓，我要站起来！从这座城市站起来！

　　我在报摊上买了一份《长江早报》，抖开报纸，头条印着粗黑的特大标题——十万彩灯扮靓江城，副标是——我市启动“亮起来工程”。这是一条蕴藏商机的新闻，我仔细阅读，作者竟是湄沁的“老公”、我的朋友——酋长。

　　带上这份报纸，我马不停蹄地直奔泰格公寓。湄沁礼貌地接待了我，提起那篇新闻稿件，她显出了少许的不屑。“那算什么，一篇‘豆腐块’而已。真正的大作，是‘亮起来工程’本身。”湄沁说。

　　原来，酋长工作的路灯局，在这个城市一直鲜为人知，它需要人们特别是高层人物的关注；酋长的上司，也就是那个上官局长，任期已过两届，他需要新的动力。酋长在仔细研究了本局的工作机制和人事机制后，用了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昼伏夜出，勘察了全市所有的主干道和繁华地段。他又用了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撰写了一份《实施“灯光美化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酋长拿着这份报告，敲开了局长办公室。上官局长送走了酋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用三天的时间研究了这个报告。当他把酋长再次叫进自己的办公室时，酋长发现这个报告的标题，被改为《Ｗ市实施“亮起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寥寥数字的改动，让酋长不得不佩服上官局长的水平。仔细一斟酌，“美化工程”有“政治作秀”的嫌疑，而“亮起来工程”则主题贴切、立意高远。不管用什么样的标题，上官局长还是对酋长进行了大加赞赏，连声称赞他有思想，有眼光，有能力，说得酋长不好意思起来，站在那儿直瘪嘴。退出局长办公室，酋长觉得自己还是太嫩了，太浅了，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在静观中，等待上官局长实质性的反应。不久，酋长听说上官局长拿着这份报告，去找了上面的领导，很快，“亮起来工程”被政府立项。于是，也就有了今天《长江早报》上的这条头条新闻。私下里，酋长曾对湄沁说，说白了，“亮起来工程”就是“形象工程”，大到一个城市的形象，中到一个单位的形象，小到一个领导的形象。

　　湄沁介绍完这些情况后，依然兴味盎然。显然，她为酋长感到自豪，并对酋长寄予了热切的厚望。

　　我求湄沁给酋长捎信，让他在上官局长那里牵线，我只要“亮起来工程”的一个小小的边角。湄沁说，试试吧，也看看酋长在局长面前的分量。

　　她这么一说，我又有点泄气。酋长大学没毕业，人事档案还在劳动力市场的保险柜里。充其量，他只不过是路灯局的一名临时工。湄沁不服气地说，毕业证有什么稀罕？去电脑城花两百块钱做一个。档案也不成问题，酋长的档案早就调进路灯局了，他现在是聘用制干部。我说，那就拜托酋长了。

　　和湄沁道别前，我还向她侧面打听过小胖。湄沁说，小胖近来情绪不好，几次追问的结果，她都摇头不语。

　　这都是因我一时疏忽而引起的。回长沙之前，我忘了从门面转让费、货物折款中抽出钱来，偿还她的借款。我还欠小胖三万块。我给小胖打去电话。她说：“毛次，你是一个骗子！”说完，“啪”地关掉了手机。

　　我赶到小胖的学校，偌大的校园，成群结队的学生，怎么也找不到小胖的踪迹。我向一群路过的男生打听，女生宿舍在哪？他们问我，几栋？可我不知道小胖住在几栋。那群男生怪模怪样地嬉笑，顺手一指，我看见了校园内的一间公共厕所。

　　我想冲上前去，给他们每人一个耳光。这时，有人拍打了一下我肩膀，回头一看，是杨树！我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身材长得像杨树的杨树。

　　我问他：“你不是地大的吗？这里是理工大啊！”

　　杨树说：“是呀，我是地大的，这里就是理工大，没错。”

　　我说：“怎么回事儿？你到底是地大的，还是理工大的？”

　　杨树说：“我是来理工大找老乡的，现在正准备回地大啊。”

　　我说：“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我搞错了呢！”

　　杨树还问我：“你的生意不错吧？”

　　我说：“倒了。”

　　他说：“真可惜，我还想着你那个背包呐。”

　　我说：“背包还在，你喜欢，我改日送给你。”

　　杨树显出特别的高兴，非要拉我去大排档喝酒。我哪有心情喝什么酒啊，即使有心情，我也不会喝酒。

　　我急忙说：“我也是来找人的，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个寝室。”

　　杨树说：“这么晚了，你不知道寝室，怎么找啊？”

　　差不多晚上十一点吧，刚才还明明白白的校园，现在突然暗淡下来，许多宿舍都陆陆续续地熄掉了电灯，看来小胖是找不着了，我急出一身的汗水，把衬衫浸湿了。

　　杨树说：“这个酒还喝不？这个城市夏天的大排档是有名的，不如我们喝个通宵？”

　　我说：“不喝不喝了，我想回去睡觉。”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晚上，我能睡在哪里？

　　我的“探索者”没了。

　　杨树把我带到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寝室。这是顶层七楼的六人间，三副双层钢架床占去了室内大部分空间。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寝室的门是开着的，三个，或四个男生全都裸体！他们做着各自的事情，有的躺在床上看书，有的带着耳麦听音乐，还有一个无所事事，低着头，在房间晃来晃去。除了杨树，他们每个人看都不看我一眼，当然也就毫不在乎我诧异的目光。

　　杨树指着靠窗的一个上铺，对我说：“老六今晚在网吧包夜，你就睡他的铺位吧。”

　　老六可能是他们寝室里最小的一个，大学寝室一般就是这样排序的。可是，我真的不习惯这样的环境，尤其是他们目中无人地裸着身体。

　　我无不讥讽地问：“杨树，你们很热是吗？”

　　“不完全是天气的原因。”杨树明白了我话中有话。

　　我反问：“那冬天呢？”

　　“冬天，我们只是裸睡。”杨树边说边脱掉衣服。

　　“你们大学生真是开放啊！”我不满地说。

　　突然听见一个陌生人在寝室讲话，房间的几个人一齐把目光投向了我。我看清了，他们一共五个人，加上杨树。现在，我在他们的眼里，一定变成了一个突然造访的外星人，只是刚才，他们把我当成了老六。

　　杨树说：“你想加入我们‘山顶洞人’，我们不反对。如果你不习惯，你也可以不脱你的衣服。”

　　“山顶洞人”？一个很时髦的词儿。

　　杨树继续解释说：“是否因为我们生活在越来越自我的社会，所以需要越来越小心地保护我们自己的秘密？请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来接近事情本来的真相。所以，我们不如让这个社会一丝不挂，使原来神秘的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或者变得毫无趣味。当你战胜了别人明目张胆的目光，你就战胜了自己狭隘、脆弱的内心。”

　　我不明白杨树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些什么，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对杨树说：“对不起，我得离开这儿！”

　　杨树和那帮大学生们“哄”地一声笑开了。

　　我冲着他们大叫：“很好笑吗？你们这群野兽！”

　　杨树把我拉到一旁，按住我坐在靠门边的一张床沿。他小声解释说：“这么对你说吧，在我国一些偏远的地方，特别是南方，人们依旧保留着原始裸浴的习俗。男女老幼，坦然相对，毫无杂念。裸浴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是涤荡心灵，让人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因为大家的心理是健康的，有时，我们也互相欣赏，那是带着一种对自然尊重的眼光，在对我们的身体进行审视。”

　　“这么说你应该懂了吧？”杨树还是怕我不是很懂，又用另外一种最浅显的道理来启发开导我：“在工业化社会里，我们人类把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却包藏着一具不经风雨的肉身，以至内心越来越阴暗，甚至见不得阳光，像一种没有骨气的蚂蝗。要经受风雨，要知冷识暖，要应对各种险恶的环境，你非得有一副好的身材。硬梆梆的骨骼，隐忍的肉，古铜色的皮肤。总之，所有的人体部位和器官，都要是上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你不得不和这个残酷的世界交涉的惟一的凭证，也可能说是你追逐人生理想的惟一途径。你的身材，要适合行走，适合枯燥恶劣的环境，你能快速抽身而出，而不至于动弹不得，坐以待毙。真的，你真得有一副很棒很棒的好身材，像骑手一样灵活矫健，你得驾驭生活。不然恰恰相反，你就像被调皮的孩子逮住的一只蚂蝗，要么被碾为齑粉，要么被剁成肉泥……”

　　我似乎明白了杨树说的意思。他的“杨氏理论”，大概来自于大学图书馆里的外国书本。我突然想起了他还有几本书在我哪儿，我起身说：“那些书我都没看，你还要吗？不要我就扔进垃圾桶里！”

　　杨树说：“你先留着，慢慢看看，千万不要弄丢了！”

　　我觉得我和杨树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带着无比的羞愧，逃出了杨树的寝室。楼下的大栅门被锁了，我不敢叫醒公寓管理员，又转身上了二楼，我从二楼走道的窗台上，跳了出去。

　　湄沁的电话很急。她转告酋长的话对我说，上官局长是不会贸然接待一个退伍士兵的，因为你的资历不够与他面对面地说话。她还反问我，你有资金吗？有技术吗？有安装队伍吗？有资格证书吗？我说，我做不了全部的工程，我只要其中的一点，比如某个品牌电料的代理。湄沁说，所有工程项目都是招标的，你根本不行！我提出要见酋长，湄沁断然拒绝了。她说，不可以！我心里清楚，这是酋长的意思！他怕我给他带来麻烦，影响了他的前途！

　　我步行去了小胖的大学，在那个操场上，兜了一夜的圈子。天刚刚放亮，我走向附近的石牌岭，找到了沙奶奶。沙奶奶耳背，我喊了老半天，她才叽里咕噜地踮着脚，慢步踱出来，打开了半扇大门。猛然见我一张被高脚蚊虫叮得发肿的脸，沙奶奶不肯相信：“孩子，你又回来了？”

　　我说：“您还有空房吗？我还想住在您这儿。”

　　沙奶奶把我让进屋，操着并不地道的普通话：“沫沫呢？她不来住了吗？”

　　我回答说：“嗯，沫沫不来了。”

　　沙奶奶又说：“那孩子真可怜。前几日，她还来过，在你住过的房间寻来寻去，像是有什么东西忘在这儿了。”

　　我问沙奶奶：“那您有没有知道她现在哪？”

　　沙奶奶说：“临走时，她什么东西也没找着，她说她要去南方。”

　　我哼了一声：“沫沫真会去南方？她去干什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啦。”沙奶奶丢给我一把房门钥匙，“你还住原来那间，空的。”

　　我打开房门，第一件事，是给我妈打去电话。我问沫沫有没有去长沙？我妈说，没有。我说，如果沫沫到了长沙，你让她尽快与我联系。我妈说，你和她真在谈朋友吗？你能不能认真一点？你要是喜欢她，就和她结婚！

　　我关掉手机，开始整理房间。很久没人住过了，满屋子都是厚厚的灰尘，旧的报纸，旧的彩票。我把它们拢在一起，弄出去烧了。我打开抽斗，放进几件单衣，可我合不上屉板。它的隔层，被一件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伸手掏出来，是酋长的日记！我一直以为，沫沫偷走了这本日记！沫沫要寻找的，就是这本日记吗？她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还是要找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这些，都被我遗落在了木头与木头的中间。我现在对酋长没有一点兴趣，随手把那个日记本，扔在了衣柜的顶层，让它高高在上，并沾沾自喜吧。

　　我火速招来了庞波。我相信，目前只有和庞波联手，才可以搞掂那个上官局长，我要给酋长一点颜色看看。

　　我当然不会拉着庞波贸然去见上官。在权势们的眼里，我们还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我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我让庞波给英国的小上官打去电话，许诺事成之后，分给他二十万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三万黑市英镑，足以让小上官在伦敦的街头再花天酒地一些时日。我只让小上官告诉他父亲，他有一个英国同学路过Ｗ市，其他的事情，一切由我摆平。

　　小上官告诉了他家的住宅电话，我让庞波与上官局长先取得联系。在见他之前，我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我找到了王支队长，他在得知我的意图之后，用一句“简直不可能”来打发了我。我说，我没有“一锄头掘一口井”的念头，我只想参与其中。王支队长思忖片刻后说，让我想点其他办法，要不，你去路灯局打工？！

　　对于王支队长的话，我不以为然。替人打工，只是一时之策，找一帮人为自己打工，才是长久之计。我对王支队长说，请等着我的好消息。

　　我和小胖商量，怎么才能弄到这项工程。

　　小胖建议说：“你不妨去民主路看看，那里是全市最大的灯饰城，说不定有人愿意与你合作。”

　　她还告诉了我一家公司老板的名字，说他是她的浙江老乡，但不认识，只是听说而已。

　　我打车去了民主路，这里是灯具世界，就连白天，都放射着五光十色的斑斓。在一阵晕眩之中，我找到了那家公司。满嘴江浙口音的小伙计，殷勤地迎接了我。我扫视了一眼一楼的店堂，让他叫出了他们的经理，就是小胖所说的那个老乡。这位经理自称姓张，四十多岁，矮胖，挺着一只啤酒肚，白色的衬衣口袋上，有一个明显的“鳄鱼”标志。他熟练地递给我一张名片。张国旗，浙江省宁波市光明灯具公司驻Ｗ市办事处经理。

　　我们的交谈，是在他的办公室秘密进行的。我递上那张《长江早报》，把手指指向了头条。

　　他问我：“你想怎么样？”

　　我说：“我想跟你合作。”

　　张经理问：“你有什么优势？”

　　我说：“我认识路灯局局长，上官瑞云。”

　　他说：“那又能怎么样？”

　　我说：“上官局长已经答应我，在这个工程中，将有我的一个项目。”

　　我说完这话，为自己感到脸红。我什么时候学会了像沫沫一样撒谎？而且是白天，是光天化日之下。

　　张经理半信半疑，他瞟了我一眼。

　　我回过神来，不动声色地掏出手机，拨通了上官局长家中的电话。这个时候，上官局长肯定不会坐在家中，接电话的只有他的夫人，或者他家的保姆。女人我好对付。我故意对着电话说，我是上官局长儿子的同学。局长在家吗？我有事相告，要和上官局长面谈。

　　张经理显然相信了我的这番鬼话，但他仍然狡猾地说：“如果你真能搞来项目，我们再来详谈，那时也不迟。”

　　我说：“事情很简单，我介绍这个项目给你，我只要你利润的２０％。”

　　张经理说：“三天之后，我给你答复。”

　　回到石牌岭，我和庞波开始计划下步的行动。庞波说：“你不会行骗吧？如果那个张经理告你诈骗罪，我就是你的协从犯。”

　　我说：“没那么严重，张经理不是傻瓜，他不见兔子是不会撒鹰的。”

　　庞波害怕了，他让我放他走。他说：“我那个酒吧，由一个朋友在暂时打理，时间长了，还真有些不放心。”

　　我让庞波留下来，再给我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看我怎么把上官局长搞掂！为了稳住庞波，我带他游览了Ｗ市的风景名胜。在一座闻名遐迩的寺院前，我算了一卦。那是一个上上签，我抱住庞波，一阵狂吻。

　　我说：“我们要发财啦！”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起了“探索者”，我决定回去看看，那是我的发财梦开始的地方。“探索者”今不如昔，比我经营得还要糟糕。接手的店主，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半个多月之前，他还是工大路上的一个街舞男孩，因为身体不好，又不好好念书，所以退学在家。他的父母怕他学坏了，想逼迫他做点正经事儿，他就逼迫他父母拿出钱来，顶下了我的这个小店铺。

　　记得十多天以前，我一张转让“探索者”的告示，在店门前一经贴出，很快就招来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仔细询问了我转让的原因，反复查看了执照、契约之后，立即同我办妥了转让手续。在与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这是一对下岗工人，每月靠政府发放的“低保”维持生活。用多年积攒下来的钱，顶下我的“探索者”后，并不是他们自己要做什么生意，而是为了拴住心野的儿子。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亲自经营，放手让一个小孩打理是很不明智的。那女的说，孩子他爸在开“电麻木”，她自己则每天在司门口的天桥下给人缝补衣服，没时间照顾这个店子。

　　她所说的“电麻木”，其实就是电动三轮摩托车，原是专为残疾人而设计的代步工具，后被大批下岗工人用来载人营利，每人每次三至五元，一天也能弄个七八十元的，比在工厂上班强多了。至于她说的替人缝补衣服，那更是一门挣钱的手艺活。如今的城市人，有谁还愿意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招摇过市呢？便宜一点的衣服破了，也就随手扔掉了，能拿到天桥下找人缝补的衣服，一般都是高档品。反过来，能接手这样精细的手工针线活，当然也不是一日之功，她有心灵手巧、天衣无缝的本领，缝补一个一厘米见方的小洞，收费十元，立等可取。有一次，我刚买的一条“班尼路”牛仔裤，被撕开了一个小口子。那时，我还没有开“探索者”，手头紧得很，于是拿到天桥下找人缝过了，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我不记得当初给我缝补裤子的人，是不是眼前的这个下岗女工？

　　夫妇二人的问题，还不只是没时间照顾这个店铺，而是他们的儿子根本就不让他们插手这个店铺。小男孩威胁他的父母说，你们要想我学好，就放手让我当一个真正的小老板，否则，我就到天桥下去学打毛衣！他的父母拗不过，只好听了他的话，孤注一掷地把“探索者”交给了自己不争气的儿子。

　　我见到这个小男孩的时候，正眼都没瞧过他一次。我怀疑他的发育绝对有问题，不是生理的，就是心理的。一个十六七岁左右的男孩，总是拿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在别人的身上瞅来瞅去。他瞅了我，又瞅庞波，最后把目光定在我的胸脯上，简直快要把我的心都瞅毛了。那时，我反盯了他一眼：矮且单薄的身材，架着一副晃晃悠悠的脑袋，他的脸色是蜡黄的，像一张疲软的牛皮纸，缺少青春的张力。这样的一个小男孩，起码还得储备三年的青春激素，才可以担当起一个男人应该担当的使命。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探索者”还保留着原始的风格，而我留下的运动用品，却堆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小男孩懒得去做清洁，我也懒得去教他做生意的窍门。望着败落的“探索者”，我起身想走。

　　小男孩说：“请你等一等。”

　　我问：“你有事吗？”

　　“没事儿，就想和你聊一会天。”他拨弄着一部彩屏手机。

　　“聊什么呢？有什么好聊的？”

　　我和庞波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故意撩拨起了小男孩。

　　我说：“你真有种，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将来一定赛过李嘉诚。”

　　庞波说：“李嘉诚算什么，瞧他吉人天相，将来一定赶超比尔·盖茨。”

　　小男孩笑了。

　　他招来了他的父母。本是一对温和的下岗工人，立即变成了两个气势汹汹的鸡公、鸡婆，他们一人一个，揪住我和庞波不放。

　　我说：“你们想干吗？”

　　他父亲说：“你还想玩什么把戏？你快点把别人的押金给退了。要不然，我们报警！”

　　一晃，暑假就这样结束了，那些大学生们返回了校园。他们前来“探索者”退还租用的运动用品，却发现这里换了新老板——那种被骗的感觉，可想而知。他们声讨了现在的老板，这个无辜的小男孩。他在受屈之后，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元凶，并巧妙地与我周旋。我突然对他刮目相看，他有着Ｗ市人特有的精明，不愧为“九头鸟”，比我多长了八只脑袋。

　　我承认这事是我的错，并留下了我的身份证和手机号。我告诉他们，让那些大学生找我退钱，因为他们手里的收据，是我的签名，与你们的儿子无关！

　　挣脱那一家人的纠缠后，庞波问我：“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说：“我正在干一件改变我命运的大事！”

　　我在心中暗想，总有一日，我会用双倍的价钱，赎回我的“探索者”的。那时的“探索者”，再也不是营利的一个小店铺，而是我庞大系统中的一个纯粹的休闲机构。

　　为了减少“探索者”留下的后遗症，我必须马上找到小胖。我把那笔转让费全部留给了毛毛，故而没有偿还小胖的借款。我现在没有现金，也没有存款，只好写了一张三万元并附加利息的借条，想交给小胖作为凭据。我和庞波守在大学门口，监视每一个进进出出的女大学生。

　　庞波问：“是你女朋友吗？我怎么认出是她？”

　　我说：“你看见胖胖的女孩子就是。”

　　我们一直守到下午四点，从校园涌出了成群结队的学生，他们刚刚下课。

　　庞波说：“糟了，一下来了这么多胖女生。”

　　我说：“站在这儿别动！”

　　因为这一句话，我又惹出了麻烦。有一个和我有租赁关系的学生回头发现了我，他立即逮住我，找我讨要押金。我说，我现在没钱给你，一个月后，你带着货品再来！他邀集了一群学生，围攻我，讨伐我。这时，我发现了小胖，她拨开人群，挤到了我的面前。

　　我说：“小胖，我等你好久了！”

　　小胖瞪了我一眼，转身要走。

　　我急了。“小胖，我是来还你钱的。”

　　那个学生说：“你有钱还别人，为什么没钱还我？”

　　我一时语塞。

　　小胖说：“你把别人的钱还了吧。”

　　“我没有钱。”我拿出了那张欠条。

　　小胖说：“整个一个暑假，我都在找你，你上哪了？”

　　我说：“我回了一趟长沙。”

　　“我再相信你一次。”小胖没有接过那张欠条，她还替我退还了那名同学的押金。

　　我说：“小胖，真的不好意思，我不是有意的，我会还钱给你的。”

　　小胖请我和庞波在学府餐厅吃饭。

　　她说：“你做教官时，我们在这儿吃过一次饭。”

　　我说：“是的，那时你是大一新生。”

　　小胖说：“可我现在大二了，是不是变得老成了？或者老奸巨猾了？”

　　我看见小胖比暑假前又瘦了许多。我一语双关地说：“可能都是因为我吧。”

　　小胖说：“你最好不要骗我！”

　　张国旗打来电话，邀请我去他办公室面谈。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我把庞波留在石牌岭，自己打车去了灯饰城。

　　张经理开门见山地说：“我决定和你合作，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我以为张国旗会在分成的问题上和我讨价还价，不想他说出来的话让我满面春风。张国旗背着宁波的公司，自己在Ｗ市注册了一家公司，取名为“大光明灯饰安装工程公司”，这比老家宁波那个正宗的国企——“光明灯饰公司”，只多出了几个字，而且在名称前冠上一个“大”字。在这个新成立的公司中，张国旗自任总经理，还封了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给我。看来，他是专门冲着“亮起来工程”而精心谋划的。

　　张国旗说：“这个公司其实只有你和我两个人。资金、资格、货源、安装工人、安装技术等等，你都不用管了，我开出的条件只有两条，一是你一定要拿到那个项目，二是你要为我保密，不能泄露公司是我张国旗私人开的。”

　　我马上应承下来，但又觉得这事有点玄。于是，我不放心地问了张国旗：“除了这两条，你对分成有什么意见？”

　　张国旗说：“二八开不变，你到时只管坐等收钱，具体操作还是我。”

　　我当然求之不得，这是坐收渔利的好事。我还和张国旗商量了一些细节，拿了他公司的执照复印件、资质证明等一沓商业文书。有了这些宝贝，我就有了资格去见上官瑞云。

　　我在退出张国旗办公室后，翻看了这沓文书。公司执照上写着“注册资金五百万元人民币”，张国旗有种！

　　接下来，我选择长江大酒店作为与上官瑞云见面的地点。我还邀请了王支队长，他是现役警官，和上官瑞云的级别不相上下。这样的安排，既可以消除上官瑞云的疑虑，也可以显示我们会见的档次。

　　机灵的庞波，在酒席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称呼上官瑞云为“ｕｎｃｌｅ”，把他叫得心花怒放。庞波还向上官瑞云汇报说，小上官在英国是如何如何的勤奋、勤俭、勤劳。他除了上学之外，还自己打工，很可能赚到了一大笔英镑。

　　张国旗不适时机地给上官瑞云敬酒。当然，他没有提及那个工程，这是我事先交待好了的。王支队长喝过一杯酒后，和上官瑞云谈起了工作。

　　他对上官局长说：“我们支队门前的那条烂泥巴路，是市里定为今年的“十大实事”之一，国庆前可望改造竣工。到时，你上官局长是不是拥拥军，给我们安装几盏路灯？”

　　上官局长说：“好说、好说，先喝酒！喝一盏酒，就安十盏路灯。”

　　喝酒是王支队长的强项，他一口气喝了十盏。

　　我插话说：“咱支队那条路不过五百余米，你这一百盏路灯，咋安？”

　　王支队长笑呵呵地说：“多了？多了，咱们就支援灾区。这就叫做‘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深’嘛！”

　　我向庞波使了一个眼色。他拿出了我精心选购的一副象棋，这是一副用象牙雕制的象棋，一副真正的象棋！

　　上官瑞云爱不释手，当即要和王支队长杀一把。

　　我想，不管他们谁输谁赢，上官局长，王支队长，他们都是输家！只有我毛次才是曙光在前，胜利在望。趁着他们鏖战正酣，我和张国旗活络起来，称兄道弟，互敬，喝酒。

　　最后，我还敬了庞波一杯。明天，我将送他去车站，庞波在完成了历史重任后，将要返回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