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挂上素质教育的幌子(2)
素质教育一旦要以成果形式进行衡量，也就奏出了主旋律之外的不和谐音，就必然出现重教育形式轻教育内容的结果。高校往往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具有显示度的成果，而忽视、淡化内容上的深入及其真实的效果。从表面上看，我们所有教学活动的出发点的确都是素质教育，而且也似乎为素质教育的推行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而实际上，则多半是新瓶装旧酒之类纯粹的形式主义。
某高校在全校范围内实行学分制，组织学生自由选课，并事先说明，没有学生选的老师将“下课”。这听起来是多么的诱人！消息不久便见诸媒体。等学生选课结束，却发现并没有教师落选。一位教授告诉我：“分配给我们系教师上课的教室全是只能容纳120人的，也就是说，每个教师最多只能接受120人选课。按照这样的数量计算，我们的教师不但不会多，而且会少不少。这怎么可能有教师‘下课’呢？如果事先不规定教师上课的容量，允许一个教师给三四百人上课，结果就完全两样了。学生自由选课、选时，必须建立在资源充足的基础上。如果资源短缺，选择面有限，就很难做到从容自如。因此，学校应该在扩大资源方面多动脑筋。”
2003年，关于缩短学期时间、改两学期制为三学期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①（①《南京大学：缩短学期时间 开办‘暑期学校’》，人民网，2003年 10月7日。）。诸多报道称缩短学期之举为教育改革与创新，不但与国际接轨，而且有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压缩学期时间，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更多地与社会接触，这是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学期的缩短，学期制的变化，终究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变化，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教师的上课质量如何，教师与学生平时的沟通如何，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效果如何，才是关键。
在这种环境中滋生的“素质教育”，人们其实很容易想象其真实的效果。但是，善良的中国民众往往宁愿从好的方向去设想，设想其充满了朝气，洋溢着活力。于是，当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时，原有的美好愿望便瞬间被内心深藏的疑问击碎。2002年2月，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话题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大四学生、已经通过了学校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用化学药品灼伤了5只黑熊。事发后，人们以各种身份，从各种角度，透视着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伤熊之举①（①《刘海洋伤熊事件与精神黑洞》，迅雷，《南风窗》，2002年3月。）。有人对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质疑，有人则对这名学生感到惋惜，还有人开始反思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在google网站上，输入“刘海洋素质教育”，得到186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清华大学”得到282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伤熊”得到3550项检索结果。从中可以粗略看到刘海洋事件发生后社会关注的程度及主要内容。还没等人们从刘海洋事件中彻底缓过神来，2004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锤杀4名同学遭全国通缉并最终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出自大学生之手的惊天血案更加刺痛了大众的心，媒体用“屠夫”大学生来形容马加爵。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一名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父母嘴边的“好孩子”，师生面前的“好学生”、村民眼中的“好青年”，怎么能向同学下如此毒手①。（①《从马加爵杀人行为透视心理教育》，央视国际，2004年3月16日。）
一个学生不论出自何种考虑的行动，终究只是所有教育现象中的一个特例，并不能由此肯定或者否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当前我国素质教育中存在着的某些让人担忧的因素，那么它所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
以上文字节选自：《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 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出版
(编辑：稻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