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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用好你的自主权

　　熊丙奇：一边是政府给予学校的自主权不够，另一边是学校总是看政府的脸色，不敢动作，这是不是我国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现状？

　　杨德广：客观上说，这几年来，大学的自主权多了起来，但是，不少校长并没有用好这个自主权，他们凡事都要听政府的意见，生怕做错什么，不敢承担责任。

　　熊丙奇：这与任命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据说校长往往只有做事的责任，而很少有决策的权力，包括在副校长的任用上，也很少有发言权，是不是这样？

　　杨德广：校长当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但只有一票。这与国外大学校长有很大不同。同样是用人，同样要经过挑选、听取意见等环节，但国外大学最终的决定权在大学校长手中，而我们校长最多在挑选时，听取意见时发表那一票的意见。就是在选择副校长时，也是如此。我国目前的体制，校长无权选择副校长，副校长是上级任命的。有些高校党政一把手之间矛盾很大，严重影响了工作开展，因为都是上级任命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显然也是管理体系问题、制度问题。

　　熊丙奇：有学者指出，这种用人办法，是违法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校长有提名副校长的权利。

　　杨德广：是的。我认为这不符合《高教法》的规定。副校长选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但校长应有较大的权力，校长应有权决定提名某人。

　　熊丙奇：这是不是一定程度造成了校长难以履行职责？

　　杨德广：如果领导班子不和谐，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

　　熊丙奇：大学校长应具备什么基本素质？

　　杨德广：大学校长对于办好大学，实在太重要了。大学校长不一定非院士、博导不可，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精力、魄力、效力。能力包括学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精力指全身心地投入到校长工作中去，要有健康的体魄；魄力指决策能力；效力指有实效，有实绩。作为一名校长，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学校。

　　熊丙奇：具体而言，您认为我国大学校长自身存在哪些问题？

　　杨德广：我国大学校长，专家型的多，管理型的少；理工科出身的多，文科出身的少；硬专家多，软专家少；事务主义者多，从事教育研究的少，教育观念滞后。如不少学校存在盲目攀比，不能正确定位的问题，这与校长的教育理念有关。各类学校应正确定位、安于本位、各就各位十分重要。有的学校要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有的学校要培养大批知识面宽、能力强的专门人才，还有的学校则要培养第一线的职业技术人才。各类学校要很好的分工，要安于本位，不要越位。我一直说，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去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办网络教育学院等，是没有出息的，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应该更多地交给其他层次的学校。当然，他们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可以拿学校的金字招聘很好地招揽生源，但影响了整体教育水准的提高。

　　熊丙奇：你认为大学教学改革应如何发展？

　　杨德广：大学教学改革成绩很明显，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但发展不平衡。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目前存在五大问题，一是指导思想上以知识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二是教育模式上，是刚性而非弹性的；三是教育内容上存在“繁、难、偏、旧”，跟不上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四是教学方法上存在单向灌输，还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五是考试方法以记忆性东西为主。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因为计划经济下教育理念尚未完全转变。大学校长必须重视教学，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养上。

　　熊丙奇：近年来，各大学似乎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比如，实行学分制，进行双语教学，编写21世纪教材等等。

　　杨德广：是的，有一些变化，但是不平衡。在学分制中，学生选课的自由度还是很小，进行双语教学，实质上进行外语教育，至于21世纪教材，不少是以前教材的翻版。我国大学教师工作很努力，很辛苦，但也有不少教师投入教学的积极性还是不高，缺乏责任心，或是被经济所困，或是被“科研成果”所困。有不少人大学毕业第一年就马上给学生上课，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大学教师第一年当助教听课，第二年帮助导师批改作业，第三年才能上课。

　　熊丙奇：怎样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杨德广：一要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增强责任心和事业心；二要提高教师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要建立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需要有经济实力作后盾；三要加强培训，建立学习型组织；四是建立激励机制，完善考核、聘任、晋升、奖惩制度。

　　熊丙奇：现在有的大学经费开始多起来，也开始实行高薪吸引人才了，比如有的大学开出100万年薪招聘院长。您赞同这种做法吗？

　　杨德广：关键是具体效果，是不是值得。我不清楚招聘来的院长最终起到多大作用，所以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觉得把年薪的差距拉到10倍以上这么大的差距，并不是一件好事。目前资深教授的收入估计为7、8万元，100万则高出10多倍了，他真能做出10多倍以上的业绩吗？这其实对应聘者本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教师待遇上，我不赞成笼统提“拉开差距”，而应实行“面向全体，鼓励冒尖”的政策，应该整体提高教师队伍的收入，让教师不为自己的生存担忧，能安心地进行教学与科研。对少数冒尖的给予重奖。另外，应整体改变学校行政办校的氛围，让学术权力取代行政权力，才可能真正提高大学办学水平，否则，再优秀的教授在这种氛围中也难以发挥作用。

　　熊丙奇：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

　　杨德广：这就要看我们怎么做了。政府下决心加大教育投入，并改变拨款体制，改变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增加高等教育的市场适应性，就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解决这一问题。

　　熊丙奇：还是老问题：似乎大家都知道问题，可没有实际行动来切实解决问题。

　　杨德广：改革确实有难度，有人怕困难，所以不愿意改革，这是对社会、对国家的不负责。我认为，改革现行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教育体制、教育制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势在必行，因为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我们的教育必须与国际教育进行竞争，必须增强竞争力，这种竞争逼迫着我们非改不可。

　　熊丙奇：可很多学校还乐意于在国内追求排行高低，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与挑战，似乎没有太大的感觉，反正我们有那么多的生源，不愁没有学生来读。

　　杨德广：各类学校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特色，决不能跟着排名榜转。我在上师大当了六年半校长，从不看排名榜，结果在排名榜上提高了50位。现在国外提出了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会”的热潮，很值得我们借鉴。大学校长要关注学习，不要过分关注排名榜。大学，首先要成为学习型组织。校长、教授们，自己要多学习，要有广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要有全球观念，国际意识。

　　熊丙奇：您认为现在大学不是学习型组织吗？这可是一个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

　　杨德广：在现实社会中，“不学习的专家”，“不学习的教师”不乏其人。从大学里的领导层到大学教师普遍存在学习风气不浓的问题，以前有集体备课，有固定时间的业务学习，现在很多课已经不再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也不再交流教学方法、教学心得了。不学习的老师很多，上课的教师凭借一点书本知识给学生上课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引起了很多学生对课堂教学的不满。大学校长们以及那些繁忙的中层干部，他们“日理万机”，看书看报也变成奢侈的事。而不看书学习，怎样跟踪最先进的思想，怎样获得最新信息呢？据我所知，正因为不少校长（书记）平时太忙，学习时间很少，逐步从知识渊博者变成知识贫乏者、信息闭塞者，他们的讲话稿、发言稿、发表的“论文”，多数是由他人代笔的。大学校长还要别人代笔撰写讲稿，实在不可思议。

　　熊丙奇：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杨德广：大学校长要增强学习意识，要挤出时间学习。为此，校长(书记)要放权，不要独揽，不要把许多事都抓在自己手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充分发挥、调动下面的积极性，要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做好管理工作。

　　(编辑：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