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8月8日报道，广州市内不少高校的学生和老师，对“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切实加强学生住宿管理，对于校外租房的高校学生，原则上不允许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的禁令，褒贬不一，但对于新的禁令能否真正禁住大学生，大部分人都持怀疑态度。
原则上不允许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各高校要选派辅导员进驻学生公寓与学生同住，这个看似应该得到拥护的规定，事实上受到了怀疑？原因何在？各地高校当然会借助“规定”加强管理，掀起一阵禁止校外租房的运动，但是真的能禁止吗？辅导员进驻学生公寓能坚持下来吗？明白高校实际的人会明白，教育部的禁令在实际层面缺少操作性,执行起来简直比等天还难。另外，管理者还不得不面对一种特殊情况：如果有学生愿意一面向学校交纳住宿费，同时偷偷到外面租房住，学校就很难发现。虽然可以要求班主任每天对学生宿舍进行访查，但由于现在各高校学生数量的增加和分校区的出现，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也大打折扣。因此，要求辅导员与学生同住，要求完全禁止学生租房在目前看来恐怕还是“镜中花，水中月”。
但是教育部为什么还出台这种禁令呢？笔者以为，教育部对目前学生租房问题不是不了解，而是仅仅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从传统的思维惯性出发作出的规定。恐怕忽视了被管理者的合理考虑，仅仅从方便管理者的角度出发的。禁令一出，看似要堵住所有的口子，实则是忽视了管理的真谛，由此也降低了禁令的实际效果，充其量，热乎一阵子罢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任何决定都要从现实出发，追求效率的同时，更注重政令的效果，否则就可以认为政策失败了。我们可以作一反问：这项决定能收到较好的效率吗？这项决定考虑了大学生的现实需要吗？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大学生为什么要租房？为什么不从管理者方面找原因呢？任何被管理者都不是消极地适应禁令，任凭禁令去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具有能动性和理性预期能力的。被管理者会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有关部门以往的所作所为，形成对政策行为的基本判断，以寻求自己的最佳对策，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一项政策，只有充分体现各方面的利益要求，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才能有效地稳定地调节有关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出于安全的考虑，对学生租房加强管理，是必要的，但是有关部门有没有考虑到学生为什么要租房呢？为什么愿意交纳了住宿费用之后还愿意承担额外的租房费用呢？不从管理者方面找原因，仅仅“禁止”了事，能解决问题吗？禁止学生租房规定的出台和师生的怀疑态度说明了什么呢？禁令的出台，说明有关部门仅仅把被管理者看成了法律的客体,看成是一个消极的、纯粹的管理对象，没有考虑到决策的民意性和正当性。为此有关部门应该转变观念，必须尽快走出认识误区,抛弃那种仅仅认为学生只是被管理的对象,参与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真正把吸收学生参与看成一种责任、义务。
只有在充分调查研究学生租房的内在原因之后，才能找出切实的解决之道。单靠禁止，有高校管理走入“死胡同”的嫌疑，除了禁止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禁止不如疏导，永远都是最佳的选择。教育部门要明白，尊重被管理者的权利，追求互动，才能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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