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仲达

　　直到现在，我仍然在北京漂泊不定。成长在一个思想和道德规范的年代，牢笼式的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却是没有精神底色的一代。生长在一个实用的时代，文学曾是我最大的理想。来到北京，既是生存，也为文学。我的内心一直燃烧着不息的精神追求。但是站在天桥上，却两手空空，茫然四顾。

　　我出生在农村，父亲是个教师，母亲是淳朴的农民，弟兄4个，虽然生活不好，却也能勉强维持，1991年我马上快要考学的时候，突然之间父亲患病去逝，家境陡然困窘起来，我当时还在一个小镇上的补习班复习备考，已复读了两年，此时此境，母亲劝我打消再考念头，选择了省内一所工科学校学习，我没有时间多想，只好稀里糊涂去上了，以后我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就浪费在那里了，这所技术学校学生素质很差，管理落后，学生经常打架旷课吸烟，让人无法学到真正知识和技能。眼看着毕业以后工作没指望，我只得又拾起高中课本，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复习准备再考，毕业那年我考上了省内一所大学的中文系，终于读了梦寐以求的中文系。谁知走入课堂，我才彻底失望，枯燥的课程、昏睡的学生、无趣的老师，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学文学教育与鲜活的文学是两码事，大学中文系根本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那时，我经常去另一所大学中文系旁听，认识了一个爱好文学的老乡，我们成立了文学社，经常邀请一些名作家和诗人交流，收获确实不少，比大学课堂上那帮乏味的教授强多了。

　　中文系毕业后，我没有立刻外出闯荡，就在安徽老家县城里的一个新闻单位里上班，想着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和安静的环境。初在县城里上班，我的脑子里还带着一些学校和书本里学来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单纯的书生气与刻板、枯燥而又压抑的县城人的思维形成冲突。我虽然竭力回避，处处压抑自己，提醒自己要与群体合拍。然而封闭的现实处处充满了“潜规则”，我时而碰壁。工作以来，我被迫学习跟屁虫一样的生活，学着揣摩上级的心思，又要处处提防同类的暗箭，这样的日子自然灰色而压抑，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有一次单位开会，民主测评征求意见，我给上司提了一点意见，当时也没有觉得欠妥之处，可是却成了日后我在单位遭遇噩梦的开端。此后的时间里，那个阴暗的上级经常借故打击，给我扣上“偏激”和“清高”的帽子，从批判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入手，罗织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从思想改造入手，给我持续地“洗脑”，并到处游说，摇唇鼓舌，在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和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到处煽动，对我施加精神压力，此外还授意部门负责人，剥夺我工作的权力，意在让我“反省”，并以工作任务未完成为由，当众批评，引来众多看客围观，偏僻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谁会同情一个手无寸权的弱者？在一个人人只求麻木自保的世俗铁笼里，我的生存处境极其艰难。我的生存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残酷的势力触手可及，即便是一些我所熟悉的人和事，也变得让我大为吃惊。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意志中，被训练得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人情感，没有个人的立场，甚至没有爱，没有真诚。母亲生病需要钱，日常生活需要钱，可是每月工资700多元，我又不愿在小圈子里生活下去，怎么办？痛定思痛，我开始加入到考研的大军之中。2000年9月我第一次走出县城，带着精神创伤，去省内一所大学旁听英语，准备考研。多少个白天和晚上，我捧着英语书在校园里反复背诵，此情此景让不少人吃惊，由于年龄和外语的原因，比起那些年轻的大学生，我考研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几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也在不停地反思，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这种努力究竟值得吗？几年以来的精神炼狱一般的生活，也越来越与我所追求的文学和精神隔离开来，难道仅仅为了谋取一个文凭，我依然这样以自残的形式，折磨？终于我在2004年放弃了考研，我对学院里那些枯燥的知识训练不再感兴趣。

　　7月份以后，我辞去了单位的工作，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来到北京，我一方面惊喜于这里深厚的人文环境，一方面感到生存的艰难，每天全国不知多少人才涌到北京，每一个职位都挤得满满的，我感觉到一种空前的失落，知识落伍，所学非学用，面对这样一种荒谬的时代，我还能说什么呢？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住在香山附近的便宜的租房里，每天坐公共汽车需要5个多小时，晚上回到住处已是9点多钟。在人才市场，在天桥里，在火车站里，在地铁里，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都感到人的渺小，看招聘广告，挤人才市场、托朋友求职，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地又鼓足勇气。那天去朝阳门一家公司面试，找错了地方，只好搭车返回北京西站，茫茫人流里，我步履匆匆，汗流了下来……我又一次从生活的恶梦里惊醒：单调、困窘、无奈、荒诞……现实从来就是这样死板，生活早已裸露出了繁杂和世俗的一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既定的生活秩序把人曾有的热情和期待渐渐吞噬。20多年过去了，活着，没有快乐，没有希望，行尸走肉一般，对于生活，我早已放弃了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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