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的弱势群体，民工也有机会走进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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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老师生活秀

　　第3个教师节

　　刘娜，26岁，山西灵丘中学支教老师

　　大学里，我有一位美国朋友，他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就开始游历世界各地。当他来到中国

　　来到这里，我惊讶了。确实如我所想，这里山清水秀，但物质生活的贫乏让我有些难以忍受，连最基本的卫生用品也根本买不到。原来，过这样的生活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在那里，我度过了生命中第一个教师节。校长说，因为没有钱，老师人数也少，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庆祝过教师节，自从有了支教老师，学校才开始过教师节，这是他们过的第3个节。

　　“我们真正受到了尊重”

　　毛小燕，36岁，打工子弟学校教师

　　过去来京务工人员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都是因为没钱，去别的学校寄读要缴纳数目可观的一笔费用，所以我们学校就成了这部分家长的无奈选择，家长对我们教师的工作到底是否得力并不是很在乎。同样是老师，在家长的心目中我好像没觉得自己有过什么分量。现在不同啦！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包括有能力交择校费的，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学校更加适合他们孩子的发展。在我们的学校里孩子们感到更舒服，没有被排挤感。由于我们采用全国统一的教材，在他们回家之后一样可以跟上当地学校的课程。现在我们老师的素质才成了他们看重的，家长对我们也越来越热情，每次到学校来都拉住我问东问西的，去年教师节我收到了很多卡片和鲜花呢！我们真真正正受到了尊重，工作也真正开心起来。

　　从纯模仿到自成体系

　　刘雪松，30岁，英语培训师

　　从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就一直在从事英文培训。当初学英语的时候就总想着，我要是当老师该怎么给学生讲，养成一惯性，好像就得当老师才行。当培训师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成熟”。原来我们的培训只是借鉴西方的培训教学理念，纯模仿；现在一些从国外学成回来的人，把国外的和国内的情况结合起来，有了适合我们自己的方式方法。从1997年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就比如从我本身来讲，也经历了一个变化：从原来认为语法最重要，到后来接受“听、说”应该领先，现在知道为什么“听、说”应该领先。外国人不等于外教。因为教学是个科学严谨的过程，也不是只有幽默，把大家逗得哈哈一笑就行。绝不能极度夸大教学效果，这违背了学语言的规律。比如说三天口语对答如流，这可能吗？现在在正规书店里出现了一些英语口语速成教材，居然是用拼音标出英语发音，这种十三不靠的发音如果学生掌握了，要改就太难了，真是误人子弟。

　　从商人到“灵魂工程师”

　　薛志伟，38岁，大学教师

　　说起我的经历，可以算是教师队伍中的“复杂分子”了。当年硕士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医院做外科大夫。年轻时总想搏一把，辞掉铁饭碗，一头扎进了商海里。浮浮沉沉好几年，直到有一天突然对经商感到了厌倦。我离开学校已久的心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带着对那种世外桃源的向往，我终于重新又拾起课本，考回了学校。三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高校里做个普通的教书匠，安安份份上课，老老实实挣工资，过得却也充实和踏实。尤其是教师节，在一年那么多日子当中，有一天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节日，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前几天，偶遇一个多年前的生意伙伴，大老远地朝我喊“薛总”。我把讲义包往身后一拨，伸过手去:“呵呵,再没有薛总了,是薛老师。”(作者：刘晓俞 编辑：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