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前的土路
李健/摄 中国青年报提供

副站长秦道珠（右二）与毕业生王晶在当地百姓为实验站立的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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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和农民没什么差别的副研究员王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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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策划 周珣 罗旭辉 本报记者李健

　　从湖南衡阳到广西友谊关的322国道83公里处，有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岔道。几乎没人会注意，小路尽头会有一个国家级科学实验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1994年，这个离最近的乡政府也有1公里多远的实验站，走出了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工作条件艰苦，实验站人才不断流失，最近5年更是招不到一名大学毕业生。“如果再没有人来，实验站可能生存不下去了”，今年52岁的副站长秦道珠说。

　　1992年起，大批科研人员以诸多理由离开

　　为解决湘南低产田而建立的祁阳红壤实验站，至今已经有45年历史，前后有160多名大学生曾在这里工作。1960年至1966年，响应中央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号召，北京中国农科院的7名青年，加上湖南省、衡阳市和祁阳县同时选拔的15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到祁阳县官山坪村，要把当地水稻产量成倍提高。随后一段时间，陆续又有科技人员被抽调到这个艰苦的实验站。7年里，这里的科研人员最多时达到57名，平均年龄24岁。村民们回忆说，实验站里整天发出小伙子们开怀的笑声。

　　这样的情景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改变。实验站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科研人员被打倒，只有4人留下，给实验站看家。他们白天接受劳动改造，偷偷摸摸做试验，晚上躲进小屋，点着煤油灯查资料、写实验报告。

　　1978年后，全国掀起向科技进军的高潮。湖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衡阳农校、宁陵农校和长沙农校等学校分配来的46名大中专毕业生，给实验站注入新的活力。

　　当科研工作再次走上正轨时，1984年，华中农业大学一位大学生在实验站待了两年之后，提出离开。理由很简单，实验站离他老家湖北太远，加上工作生活环境太苦不能适应。他的离开像一枚重磅炸弹，把实验站青年人的思想炸得七零八落。面对艰苦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

　　实验站开始想各种办法，尽最大努力挽留这群富有朝气和才华的年轻人。为了让大家开阔视野，每年11月，实验站分批派科研人员到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到其他单位进行业务交流，鼓励科研人员多参加国际、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从20世纪90年代起，实验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送科研人员到澳大利亚合作单位或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实验站还将一些小课题从开始申请到最后写论文都交给年轻人来做，让他们在业务上得到锻炼，有成就感。

　　但种种努力仍然挡不住人才流失。从199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以“找不到女朋友、家里来人没地方住、待遇养活不了自己”等为由离开实验站。流失一直持续到2001年一名骨干副站长离开。实验站最后只剩下16人。

　　2002年实验站有了自来水，结束了喝泥巴水的历史；同时还挤出有限资金，把站前泥泞的小路拓宽，这条长600米、有9个弯的小路原本只有两米宽，颠翻过一位来访韩国专家的小车。2003年，实验站又在衡阳用土地找房地产商换了几十套房子，让科研人员可以住得宽敞点。

　　但从2001年到今年7月，实验站没有招到一名大学生。副站长秦道珠说：“招大学生招得我们心都凉了。”目前，实验站剩下的16人中，能搞科研的只有8人，年纪最大的55岁，最小的38岁，平均年龄50岁左右，人才出现严重断层。

　　当地百姓为实验站立碑，“希望每个字都能表达谢意”

　　红壤实验站三楼荣誉室，各种奖状在桌子上摆得密密麻麻，和人才流失一样，实验站的成绩同样引人注目。

　　湘南红壤低产田耕作后泥土不烂，土块跟鸭屎一样大小，产量只有100公斤左右，被当地老百姓叫做“鸭屎泥”。1960年，实验站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鸭屎泥”进行调查，走访了50多个村，召开了140多次调查会，实验了几十种肥料。经过3年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亩产提高到287公斤，缺粮的官山坪村变成了余粮村。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这一方法在湘中南地区推广295万亩，增加稻谷1.8亿公斤。1964年，实验站解决“鸭屎泥”的成果，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0年以后，实验站开始尝试在丘陵地带、不同海拔的地方种不同的作物。科研人员不仅自己试验，还手把手地教当地农民。丁源冲村村民聂小春，就是试验的受益者。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他在山下种水稻，在山脚种西瓜和玉米，在山腰种果树和牧草，在山顶种保持水土流失的树木。这种立体模式很快取得了效果，仅牧草养羊这一项，聂小春家里每年就可以增收6000多元。聂小春说：“实验站将科学技术变得实实在在，能让农民富裕”。

　　有这种感受的不止聂小春，所有村民都得到过实验站的技术指导。今年70多岁的官山坪村老支书王风元说，实验站不仅让村民们吃饱了，还让大家富裕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意识。1995年实验站提出的立体农业模式获得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在全国推广。据统计，45年来，实验站获得国家级奖项3个，省部级奖项19个，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奖项。

　　1995年红壤实验站成立35周年，老百姓和县政府在站里立了块碑。负责起草碑文的原祁阳县县委副书记黄承先说，碑文先后请了3个人写，修改了无数次，“我们希望每个字都能表达我们的谢意”。

　　虽然远离都市，但“实验站在国际上的名气比国内大”，科研人员笑着说。从1983年以来，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12个国家的200多名专家，先后到这里考察合作，实验站也有65人次出国考察、培训。

　　2002年在实验站住了5个多月的韩国博士朴洪圭感叹，“所有村民都认识科技人员，你们不仅在实验室工作，更把科学实验做到了农民心里”。到站里访问的澳大利亚博士罗伯特临走把一顶太阳帽送给晒得黑黑的科研人员。

　　2001年实验站从800多个野外实验站(台)里脱颖而出，成为第一批30个“国家野外观测实验站(台)”之一。红壤实验站是农业研究领域惟一的一个，今后将承担更多的国家级实验项目，为相关部门提供更多的参考数据。

　　2004年，世界顶级土壤研究站———英国洛桑实验站专程到这里交流业务。因为历史悠久，洛桑实验站的1克实验样土比1克黄金还贵。在我国，红壤实验站也是土壤长期性研究最早、取得成绩最大的实验站。“我们要成为中国的洛桑”，站里的规划这样写道。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一问是实验站的

　　王伯仁蹲在田埂上，戴着破旧的草帽，裤子卷得很高，一边吃饼干，一边跟身边除草的老农聊天。这位看上去和农民没什么差别的副研究员，早晨5时起床到田里取土样，刚停下来。远远望去，应了老百姓形容站里科研人员的一首歌谣，“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一问是实验站的。”吃完早饭，王伯仁还要做完40亩旱田的土壤取样。

　　副站长秦道珠说，王伯仁工作了20多年，一个月工资也就1000多元，老婆下岗了，还要供一个孩子上学，“非常困难”。刚来的大学生，工资还不到500元。作为国家级实验站，这里的条件让所有到过这里的人吃惊。

　　科研人员走出办公室，就进水稻田，每天要顶着烈日在野外工作8小时以上。“大家都在地里，所以白天从不开会，吃完晚饭，开始讨论问题。”科研人员高菊生说。

　　20世纪60年代建起的房子，室内阴暗潮湿，墙面已经面目全非，墙角的小洞可以透风。实验室地面已经坑坑洼洼，实验桌上的油漆几乎被磨光。官山坪村老支书王风元说，“站里的房子不如老百姓家里，比长沙市的很多厕所还差”。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刘旭曾看过站里的住房，第一句就说“这是危房，赶紧搬出去”。

　　站里虽然喝上了自来水，但一桶水几乎有半桶泥，沉淀干净了才能饮用。以前站里有个食堂，后来人走得太多了，剩下的人只好自己做饭吃。“关键是站里养不起一个食堂师傅啊。”科研人员也为自己写了首歌谣，“住的是泥砖房，喝的是泥巴水，干的是苦力活，拿的是零工钱”。华南农业大学的樊小林教授曾到站里调研，他说，“站里良好的科研基础条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同样让人震惊”。

　　副站长秦道珠说，自己哭过四次，第一次是恢复高考那年，“有机会出来读书了，我高兴啊”。第二次是工作以后，夫妻两人都在实验站工作，小孩放在别人家寄养，有一年回家，小孩扑上来叫舅舅，“我心里一紧，哭了”。第三次是1995年中国农科院开表彰大会，“那一年站里所有职工只能拿70%的工资，表彰大会上我作为典型发言，面对几千名听众和同事，我说站里实在太穷了”。第四次是2004年上级到站里进行干部调整，“我跟领导汇报工作，自己干了好几年，工资都发不出去，更不谈奖金，我担心实验站支撑不下去，哭了”。

　　今年7月底，实验站得到久违的好消息，湖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毕业生王晶来实验站报到了。他是5年来惟一一个和实验站签约的大学生。

　　秦道珠曾和王晶有过这样的对话。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在站里准备干多久？”

　　“现在站里条件很差，我想知道将来站里有什么打算？”

　　“站里肯定会想办法改变条件，争取作出更多成果。”

　　“那我愿意在这里，和实验站一起发生变化。”

　　这一次，秦道珠想哭，可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很快盖过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