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我觉得刚才丁教授对国外一流大学的介绍，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感到国内的差距非常大的，比如关于你刚才讲的课程设置，学校对教学的重视，对教师的社会服务的重视，对学生的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视等等，在我们现代国内大学教育当中都是非常欠缺。我还是想问一下丁教授，你认为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丁学良：最大差别是体制差别。讲到体制差别，国外最好的大学有一个特点，大学在一开办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大学的目标，大学的使命，大学里面的管理层次的权利和责任，它是在本大学，称之为大学宪章里面写的很清楚，但并不等于说永远不给，大概的构想是相对稳定。所以在大学里面，我们怎么样招聘它的校长，怎么样招聘它的副校长，怎么样招聘它的院长，怎么样招聘它的系主任、教授，包括机制的教授，如果这个学校里面因为在权利和责任，比如说系一届、大学一届等等发生纠纷，有什么样的程序处理，宪章里面写的清清楚楚，无论是学校内部发生的纠纷，还是这个通常所在的周边，公司也好，企业也好，社会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地方官员也好，媒体也好，发生到交往上面不一致的时候，冲突的时候，像这种宪章在法庭上作为基本依据。我认为这一点，这个体制是非常重要，我们中国经济改革过去二十五年来，做的最重要进步，就是认识到企业必须是独立的法人，如果企业不是独立法人，这个企业搞不好，今天这个人拍个脑袋让你这样做，过两天换一个头，地方政府管的企业，他拍个脑袋你这样做，搞不好，大学比企业难办的多，大部分企业生产是有形一些产品，大学是培养人的。

　　杨东平：作为一个比较，经过二十年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明确了，深入人心了，但是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仅仅是刚刚起步。

　　丁学良：所以我们要呼吁。因为我出国已经二十多年了，人们称赞我们过去25年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邓小平，我很尊重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25年以前用最简单的，几乎是所有老百姓明白的话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方向，这个经济改革方向就是使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主流，如果当年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邓小平把改革和开放永远放在一起？就是因为中国如果不对外开放的话，中国国内的改革是没有目标的，是很少有这种动力来的，你看邓小平那个时候，七十年代末就讲过，中国在过去最最贫弱，最最落后的时候，把国家，把国门关起来的时候，所以中国国内改革必须要走邓小平当年经济改革，伟大的道路，以开放带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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