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光东

　　想结婚的在校大学生又空欢喜了一场。

　　1月21日，众多媒体报道说，教育部拟取消对大学生结婚生育的限制，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将不提“婚育”二字。可是，第二天又有报道说，教育部有关官员否认这种说法代表教育部的政策。

　　类似这种180度大转弯的新闻，近年来在大学生结婚问题上已不是第一次了。

　　自打2001年4月3日教育部宣布高考不再有年龄和婚否的限制，可以有“爷爷考生”、“妈妈考生”之后，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当时，我有幸率先发文质疑“凭什么不准在校大学生结婚”，社会上也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当年年底，教育部官员表态说，过去规定大学生不能结婚，现在恐怕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应让高校自己说了算。可当媒体报道武汉大学勇当出头鸟、允许大学生结婚的消息并引来社会广泛赞誉、影响越来越大之后，武大校方却又赶紧出来“辟谣”，改口说是“假新闻”。

　　随后的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大学生能否结婚的问题每年都几度成为社会热点，新闻报道也一会儿说行，一会儿说不行。如今，4年过去了，一届大学生都毕业了，不准他们结婚的规章还依旧坚挺。

　　应该说，大学生能否结婚的问题，从讨论一开始就达成了广泛共识。原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关于“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被退学的学生不得申请复学”的规定，明显与法律效力更高的《宪法》、《婚姻法》的有关条文相抵触，属于干涉婚姻自由的规定，属于违法甚至违宪的规定，当然也属于自始无效的规定。

　　但“县官不如现管”，想结婚的大学生岂敢不顾忌教育行政部门和校方的态度？真想结婚的话，现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还会是一只拦路虎。

　　其实，出现这种下位法违反上位法、“法律打架”的现象并不奇怪。每一个立法者为自己立法时，都会为自己多考虑，此乃人之常情，也是部门立法的通病。一概禁止学生结婚，对教育管理部门当然最便利。不过，这里让人奇怪的是，限制大学生结婚的违法甚至违宪的规定，为何能通行15年而不坠？

　　正所谓“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尽管教育部门也该依法行政，但如果它这方面的内驱力不足，那就只好依靠外部的“扫帚”扫了。而教育部能够我行我素15年，关键是拿扫帚的人不多，扫灰尘的力量也不够。

　　大学生能否结婚，是一个典型的“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问题。受结婚年龄的限制和经济基础的制约，真能或真想结婚的大学生可谓为数极少。不难想见，在争取大学生的结婚权利上，就缺乏一个真实可见的利益群体去不懈斗争，教育部也不必担心犯了众怒。媒体近年的呼吁，充其量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罢了，尽管呼吁者也出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宏旨，但对其本人并没什么实际好处。

　　这点在反乙肝歧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因为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一庞大利益群体的真实存在，以及他们长期的坚忍争取，才终于有了1月20日人事部和卫生部公布的新的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可当公务员，由此从政策导向上解决了困扰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就业、就学问题。反乙肝歧视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公共政策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一论断。

　　不准大学生结婚，本质上也是一种歧视。但与乙肝患者反歧视的历程相比，人们并没有听说想结婚的大学生经历过类似周一超泄愤杀人、张先著行政诉讼的由非理性抗争到理性诉求的层层推进的维权历程，有的只是舆论的鼓噪而已。同样是反歧视，反结婚歧视的力度显然是太弱了。当然，人们绝不希望看到不能结婚的大学生泄愤杀人，但是假如真有人拿起行政诉讼的大扫把，或许可以一朝扫除不准大学生结婚的违法违宪规定。

　　可话说回来，最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方式，还是革命靠自觉，由教育部自己扫除本部门规章中的灰尘，别让大学生能否结婚一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了。

　　(作者系《南方周末》“法治版”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