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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龚文庠发言(图)

http://y.sina.com.cn 2005年11月19日 17:09 人民网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龚文庠

  人民网北京11月19日讯 今天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迎来50岁生日,在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了盛大的院庆典礼。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中国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祝寿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王庚年、《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李仁臣等出席了庆典。下午在人民大学举行了中国国际新闻传播论坛之中外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

  下面是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龚文庠的发言:

  各位下午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东道主,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能够给我这个机会,但是在我上来之前,我感到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不知道会议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我以为院长论坛就是把院长关在一个屋子里自己讲自己的事,所以我准备的内容,可能和主旋律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全面详细地介绍我们学院。第二我这没有正面的没有反面的。我讲的是比较个人的经历,就是我在管理学院的时候经常面对的四个问题。

  我先把我要讲的四点摆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在管理一个学院的时候经常想到关于办学思路的问题,所以经常关注、思考遇到一些问题,我把它用相对应的很简单的字来总结一下,一共四条。第一个就是宽与严。第二个是我与人。第三个是学与术。第四个是才与德。

  现在讲第一,宽与严。我们的办学方面,宽当然指的学术环境上面的宽,在我们北大来说,传统就是蔡元培校长学的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对教师允许并鼓励各种学术流派,各种思想和观点争鸣。例如对全球化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学院里面有过很多争论,一个是把他看作是新时期的中国媒体产业面临的一个难得的大契机,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比较悲观的论点,就是认为这种全球化是把文明引向堕落的欲望号街车。但是这些事情我们都鼓励去争辩。

  对于学生方面我们尽量提供条件,让学生了解各种学术流派,而不是单打一,就是以前说的话,非常单一的观点,例如我们像刚才一些兄弟院系介绍的那样,我们尽量创造机会开展论坛课,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请校内外的还有请国内外的还有港澳台的专家讲演,他们各自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思想。另外给学生尽量提供走出去的机会,我们在几年的办学当中,我们的学生是在北大走出去,走的最多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另外我们非常提倡学生对课堂上讲的东西提出疑问,允许学生发表和老师不同的见解,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尤其鼓励创建,在我们学里面一般分数比较高的是能够对老师提出不同意见的。

  严指什么,就是学风的严谨,和学术规范的严格。也就是诚信问题,我研究生在北大念的,硕士也是在北大念的,大家我没有感到到规矩很多,各级的领导和老师要下去监考,不光监督学生还要监督老师,我觉得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有作业论文方面的作弊问题,这个我不觉得好,我不知道人民大学有没有,但是我碰到的不少,但是这样出现的机率是前所未有的,我感到问题非常的使人焦虑,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是和社会上的浮躁虚假的情绪相关的。

  “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 ,所以我们学校的小气候和社会上的大气候无关的,首先教师以身作则,教师要清楚,自己要非常的诚信。

  另外一点关于严,我觉得我们必须强调,学国际上通用的学术标准,我们做论文的时候,不管哪一级的,从学士,博士论文,都强调八股,所谓八股是一个比喻,比如一篇论文,一定要搜集好资料,别人说的什么,你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八股是我们一定坚持的,以前有一个现象,写论文不按照八股,自己想到哪写到哪,这样的现象很不少,流行一个笑话,一般孩子回家的时候,问他爸爸,说你喜欢什么颜色,爸爸说喜欢蓝的,妈妈喜欢红色。然后他就写下来,男人喜欢蓝色,女人喜欢红色。

  比如引用注释里面,有人引用外国人的话,他不说哪来的,也不说是谁的,这个论文是不可靠的,你必须说谁翻的,因为译者可能并没有完全的表达文章的意思。

  二、我与人。就是我们自己和别人,中国的还是世界的?现在我们提出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中国规范和外国特色的关系,我在街上看见马路上写到人大新闻学院建设世界一流的新闻学院,这关系到这样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个争论,不要提世界一流,我们要提社会主义一流大学,或者提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后来中央做了一个决断,就是要提世界一流我们就是要按照国际的规范。

  最重要的问题我想还是学术交流创新的问题。比如具体到我们Communication的翻译,大家用传播来翻译,中文对于外文的翻译总是勉强的,有的人干脆就是说传播就是宣传和广播,就是非常强调传播的主观性,主体性,就是我把东西传播给你。还有像Cultural hegemony的翻译,我们有文章翻译霸权,原来写出的意思不是相当于汉语的霸权,还有Propaganda的翻译问题,就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引起我们和别人在学术观点上,在理解上,有很多误会,是因为翻译引起的,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能说,外国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向来不是这样做的,我觉得第一应该弄明白人家说的什么,然后才可以批评,才可以创新。

  还有关于中国特色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议论自己的传播学或者新闻学,我们是跟着外面走,还是有我们自己的东西。诸子百家里面讲有很多谈到怎么讲话,在现今时期,Aristotle是非常发达的。

  还有一层,除了中国和世界的之外,再有我和人,还包括我们学院和别的学院,我们昨天开了一个会,制定评估全国的新闻传播学院标准的问题,制定这样的标准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够让大家通过这个标准,变成大家都穿上一样的蓝制服,我觉得在一定规定下,我们一定鼓励百家齐放,还有一个层次,我这个专业和别的专业,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他是很多学科融合而成的,是很多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传播学科必须有另外一个学科的基础,这是我听到一位传播学方面的资深的教授跟我说的。

  我看到他们刚才几位兄弟院校,介绍他们学科要求方面,提出来双学位,提出来修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就是本专业和其他专业之间,比如传播学和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刚才那位教授谈到了,他们之间都有很多的联系,我们可以集中某一个学科为基础,扩展自己对传播学深刻的理解,所以一定要走出这个学科积累这样的心理障碍。

  第三点学与术的问题。新闻学和传播学到底是什么学科?现在我已经面临这个情况,但是几年以前我在参观香港的大学的时候,老师抱怨说,学生说老师你教我最有用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这样的情况,学生说,我学的东西都没有用,你教我点有用的。所以刚才发言者也提到这个问题。学别的东西有没有用这是我们学科设置问题,就是关于新闻学科和传播学当中对实物的涉及,我们有很多老师,他的专业是和实务界有很大的联系,有发言权,是不是人人碰到一件事情都可以谈论它呢?我说的不是新闻传播学,而是其他的学科,他们对于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些教授,讥讽他们是公关教授,这是一个偏颇的说法,特别是新闻学需要教授在公众当中发言,占有话语权,但是始终我们存在这样一个争议,就是在学与术方面怎么样平衡。

  在课程的设置方面,怎么样体现大学教育有特色,怎么样处理通识与特色的差异,这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作听参与规范的制定,有的老师提出来,有的学校里面达不到规范,比如专业课达到百分比是多少,像在北大近三年以来做的大的改革,就是淡化专业,就是也点像某一位大学的老师所说的那样,头两年不光是不鼓励你读新闻的专业,而且是要新闻专业只读一小部分,所以教学当中充分强调通识。

  最后一个才和德的问题。我剽窃一下李良荣教授昨天讲的一个说法。学生是一层一层身经百考才上的大学,叫做应试教育,我们老师变成应适教育,是适应市场这个“市”,我们怎么样培养学生,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我感到很威胁我们的东西就是急功近利,就是怎么样最快地赚到钱,还有对于好学生自私方面的问题,现在又出现一个现象,原来争着当三好学生,现在争着哪个钱多我要哪个,还有一些名校里面,出现心理问题,对生命轻贱了,这种压抑,信仰问题,已经提到非正视不可的议程上面来了。

  再一个职业精神和商人息气,大陆记者与香港记者地位的差别是什么。我们感觉大陆的记者比我们地位高的多,的确是符合一部分事实的,因为我们的记者往往被看成是干部,因为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运,有一个学校开学的时候,老师为了鼓励学生念这个专业,我们的记者一天跑场拿红包,把这样的话拿来给学生做工作,我感到这个问题必须正视了,也就是社会上存在通病。一种警惕新闻和传播学的商品化。

  我想引用罗素的话,他说教育是什么,教育不是说课堂上具体讲的什么,这几年他听到了什么,笔记上记得什么,而是他离开了学校在他身上剩下的东西,老师讲的东西他忘记了,对他人生的塑造,对他个人品格的培养,我觉得用这句话检验我们的教学的效果,检验我们办学的成功与否,这些是比较合适的,我希望我讲的这些问题,能够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讨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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