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松 张积勇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即将迎来院庆50周年之际，我们走进了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郑兴东老教授的家。郑老师所住的林园4号楼紧挨着人大附属幼儿园，正是课间活动时间，在屋里还可以听到外面孩子们的喧闹声。

　　郑兴东老师精神矍铄，身材挺拔，一头银发，两道剑眉。走进郑老师的书房，映入眼帘的是三个书柜，靠着墙角的写字台周围也整齐地堆满了书，写字台左上方挂着郑老师和学生们的一张大概15寸的合影。我们就在这个小房间里，开始了和郑老师的对话。

　　“神秘分配” 开始教书育人

　　记者：1953年从

　　郑兴东(以下简称“郑”)：我们那时候学新闻没有做老师的概念，都是想去做新闻记者。但当时毕业生要听从组织安排，没有现在的“双向选择”，都是统一分配。我毕业时，学校在大礼堂开了一个会，宣布我们的分配结果，搞得很神秘，我就被分到

　　当时北大没有新闻系，只有中文系新闻专业。我一开始是做助教，除了新闻史，什么课题都承担一点。后来被指定给蒋荫恩教授(记者注：蒋荫恩教授还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和副主任)作助手，慢慢偏重于研究报纸编辑。

　　教学生涯 先波折后收获

　　记者：您曾先后两次在北京大学当老师，共有10年，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郑：我从1953年到北大，一直到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新闻系，老师也都调到人大。1973年，人大被迫停校，整个新闻系又迁到北大，我又在北大待了五年，直到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所有的老师和资料从北大再次迁回来。这样，我在北大前后分别待了两个5年，其他时间都在人大。

　　记者：经过了动乱年代，1978年复校以后，是不是可以说您的教学和研究与人大新闻学院的成长一样，慢慢走向正规和系统了?

　　郑：是这样。文革时候讲究“社会大学”、“开门办学”，根本不可能坐在教室里教书，顶多带学生去新闻单位实习一段时间。另外自己也不能写文章、搞研究，连看书都要偷偷地藏起来。我从1969年到1972年还在江西五七干校做了3年多的石匠。后来我到清华园采访，看到实验室已经破败不堪，鸟窝都筑在墙角了。

　　人大复以后，重新恢复上课教学，当时新闻方面的教材很少。我和几个老师花了几个月时间去新闻单位了解实际情况，收集资料，合作写出《报纸编辑学》，1980年出版。1982年我到全国各地讲课的时候，看到连各省市新闻单位的编辑也都在用它。这本书前后几次重印，一共发行了近40万册，我想这数量在中国教材发行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报纸编辑学》后来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我们又修订了一版，获得吴玉章奖金新闻奖一等奖。

　　学术研究 新闻传播并重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报纸编辑学和受众心理这两方面，现在您关注的重点在哪里呢？您如何看待传播学在中国的地位？

　　郑：我原来的重点是传统的新闻编辑业务，现在主要是做传播学的博士生导师。

　　传播学在中国还是新兴学科，改革开放前曾被作为反面批判对象，直到几年前，传播学在中国的地位还存在争议。现在传播学已经定为国家二级学科，研究关注的人也很多，各种理论、外国书籍纷纷引进。我们现在所说的传播学，主要偏重大众传播学，我的研究多从受众心理的角度出发，涉到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我认为，研究新闻学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即如何利用传播学的理论、原理来分析中国目前的一些传播现象，并进行指导和应用。

　　记者：在新闻编辑学方面，宏观编辑学的概念已经被大家认识和接受，您如何看这种趋势？

　　郑：宏观编辑学是新闻编辑学的一个新领域。新闻编辑可以分为微观、中观与宏观。微观编辑学中要是单个编辑对单个稿件的编写来说的，中观则包括了稿件的放置与相互配合，主要是编辑部主任应考虑的，而宏观编辑则涉及到一个报纸的整体定位，风格特点，是一个大的视野，应该是总编或部主任考虑的问题。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针对报纸这一传统媒体的，您对目前各种新媒体的发展怎么看？

　　郑：报纸与其它各种媒体，在某些原理上是相通的，可以相互借鉴，但又有不同，比如运用的符号，各方面都会有差别。

　　新媒体的发展，对我们的新闻教学也是一个挑战。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都对新媒体有研究，比如我们学院的彭兰老师研究网络传播。

　　五十院庆 优势威胁并存

　　记者：目前全国院校纷纷开设新闻院系，您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吗？

　　郑：夸张一点说，现在是“凡有大学处，皆有新闻学院系”。应该说有利有弊吧，一方面，媒体的大发展带动了新闻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但同时应该考虑教学质量问题，一哄而上，很可能在质量上难以保证。

　　记者：人大新闻学院马上要开展建院五十周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作为本院的“元老级人物”，您见证了新闻学院的一步步地成长。您对学院目前的发展和未来前景如何看？

　　郑：我想，人大新闻学院目前在全国仍具有绝对的优势。我们有深厚扎实的历史底蕴和传统积淀；有优秀的教师骨干队伍和一大批知名的兼职教授；我们有很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权威性的新闻学教材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优势，我们培养出一届届优秀的毕业生，各个新闻单位的精英中都能看到人大的毕业生。记得我当时任第一、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和邹韬奋新闻奖的评委，看到前十名的作品，每届都有我们的学生。

　　但仅仅有“人才、教材”还不够，目前新闻学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与外界的联系不够，与其他兄弟院校的来往不够，教师和研究队伍出现断层现象，其它院校特别是重点大学新闻学院的赶超等。最重要的是要扩大影响力，增强与外界的互动。五十年院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目前形势，意识到目前的危机，有所作为。

　　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对外交流，国庆期间高钢院长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他们签订了兄弟院校协议；我们还应该加强与一些国内媒介人士和大学研究所的联系，多聘请一些业界人士来给学生讲课，我们的老师也可以给媒介当参谋，实现这种良性互动。

　　因此，人大新闻学所绝不能故步自封，而应该发挥优势，弥补不足，振奋精神，不断发展。

　　退休六年 安享晚年生活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学生现在遍布各地的新闻业界和学界，真可称得上桃李满天下。您现在有多少个在读博士？

　　郑：目前在读的有8个，已经毕业的博士生有17个。其他的就数不清了，包括我们学院的高钢院长、陈力丹老师，著名记者艾丰、杨伟光等都作过我的学生，还有中央电视台驻联合国首席记者，经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他。

　　郑兴东老师1999年从人大新闻学院退休后被返聘作博士生导师，现在每周还给博士生讲课。郑老师说他没课的时候一般事早上听广播新闻，还爱听北京交通台，中午看一些报纸，晚上有时候看看电视。平时出去散步，买菜。原来年轻的时候爱打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郑老师还告诉记者，明年上半年他们就要搬到校外的新家，离开这栋住了近三十年的老房子。